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日本与中国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市场正是日本长期觊觎这一地区，并于20世纪30年代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中国东北视为其不可或缺的生命线，可见其对于日本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贸易发展直接取决于美国的政策。作为日本传统的贸易对象，中国东北在美国的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中一度成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点。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制订并实行了有限日中贸易政策。日本与中国东北的贸易在这一政策下有所恢复和发展。
一、美国发展有限日中贸易的政策
美国占领日本初期，为防止日本再次崛起，占领当局采取了严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1948年，美国政府一改非军事化、民主化的对日占领政策而以全面复兴日本经济作为对日政策的核心目标。
政策转变的原因首先是为了适应美国在东亚与苏联对抗的需要。随着欧亚国际局势的变化，美苏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东亚，到1948年，中国内战中国民党的失败已显而易见，美国在战后扶植蒋介石政府稳定东亚的政策已告失败。从美国的冷战战略角度考虑，日本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了。为了在东亚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决定恢复日本经济，扶植其成为对抗东亚社会主义的桥头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称NSC）认为，日本经济的复兴与美国的安全休戚相关，日本经济问题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①。1948年5月，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关于日本战略重要性的分析报告认为，只要美国能在日本建设和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就一定能保证美国的安全，不给苏联以侵略的机会②。在另一份关于美国安全利益的分析报告中，指出美国必须防止在东北亚地区形成苏联控制下的工业-军事力量联合体，而日本正是这样一个联合体的发展的关键。为了把日本吸引到美国这一方来，就必须引导日本在经济上自立。为了防止日本受到苏联的影响，美国必须为日本的经济恢复提供必要的条件，包括关键性的原材料和为日本工业品寻找市场③。
政策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恢复日本传统的对外贸易能减轻美国政府的负担。美国在对日本的占领过程中，背负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通过战前与战后日本对外贸易地区构成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贸易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1936年日本同亚洲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60％以上，战争期间就更不用说了，而到1949年，同亚洲的贸易则只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35％左右④。这其中的变化，是美国代替亚洲成为日本基本原材料和食品的供应来源。1948年底，日本从美国的进口量占其进口总量的65％，严重依赖于美国的资源。其贸易赤字在1948年达4.26亿美元，比1947年的3.52亿美元多了7400万美元⑤。而日本的贸易赤字问题基本上全部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来解决。因此，“日本的自立对美国来说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已为此承担了相当大的财政负担”⑥。日益沉重的负担迫使美国的政策制订者重新考虑对日政策。
1948年10月、1949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形成了NSC13/2和13/3号文件，这两个文件成为随后几年美国对日政策的指导性文件。NSC13/2号文件指出，经济复兴是未来美国对日政策的“首要目标”。文件制订者认识到，仅仅凭借美国的援助不能实现日本的经济复兴，因此，强调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努力“排除日本振兴对外贸易过程中现存的诸种障碍，促进日本出口的恢复与发展”⑦。这标志着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的确立和美国东亚战略的重大转变。从此，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便以扶植日本经济自立、振兴日本对外贸易为中心。由于日本经济的最根本问题是其出口贸易的问题，所以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便以为日本商品寻找充足的出口市场为核心。美国首先将中国作为日本出口的主要目标国，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与日本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尤其是中国东北，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护的生命线。鉴于此，恢复并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中国作为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显而易见是复兴日本经济的最佳途径。美国深知，“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国有间接的重要意义，因为要达到日本的自立，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对华北和满洲（即中国东北，下文同，不再一一注出--引者注）的出口盈余。”⑧以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为首的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的官员们对此体会尤为深切。他们认为中国东北对恢复日本经济十分重要。
第二，在日中之间进行有限贸易，有可能制造中苏分裂。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美国认识到日本对华贸易的对象必然是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一些美国官员认为，可以通过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诱饵，来保持他们对莫斯科的独立，甚至可能在克里姆林宫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制造严重的冲突，最终导致一个独立的、不受苏联影响的中共政权的出现。他们认为，日本和东北的贸易会对中共产生影响。NSC41号文件提出，“通过允许恢复同中国正常的经济关系，可能在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之间造成严重的裂痕。”⑨反之，如果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则会加强中国对苏联的依赖。
第三，从美国对华政策考虑，国务院认为，中共对东北和其他地区的控制的加强将会使美国在这些地区面对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美国必须做出决定，是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在世界贸易之外，还是不考虑政治因素，通过鼓励共产党中国参加到国际经济中来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在日本的地位，再加上日本在战前对中国，包括满洲的原材料和市场的严重依赖，使这一问题更为急迫⑩。
尽管美国决定恢复日中贸易，但这种贸易是有限的。1948年11月，中共解放东北全境。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41号文件。文件在允许日本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同时，提出建立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体系。凡是具有直接军事用途的物资，都对共产党中国禁运，密切注视那些重要的工业、运输、通讯物资和设备向中国各地的出口，以防止这些物资和设备从中国出口或转口到苏联、东欧、北朝鲜。为避免日本过分依赖对中国的贸易，还鼓励日本开辟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替代市场。就在杜鲁门总统批准NSC41号文件后不久，3月21日，中国事务部主任石博思（Philip D. Sprouse）邀请英国参赞格雷夫斯（Hubert Graves）到国务院讨论了对华出口控制政策问题，石博思称，美国已就对在中共控制下的华北和满洲的贸易问题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策框架。他还提到，美国驻日本的占领军司令部会使日本服从美国的政策，并将承担防止运输战略物资去满洲或华北的任务（11）。
1949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的NSC48/1号文件从遏制共产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日本在亚洲冷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对日中贸易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作为长期战略，必须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引导日本走经济自立的道路，允许日本同中国大陆开展有限度的贸易，只要不属于战略物资，就不予以禁止。尽管在以五角大楼为代表的军方的强烈反对下，随后修改出台的NSC48/2号文件明确提出“美国政府不向共产党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不鼓励私人资本在共产党中国投资”（12），但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有限贸易还是发展起来。从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上半年，日中贸易总额为3311.9万美元（13）。这主要是因为日中贸易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复兴，从而能够大大减少美军对日占领经费的支出。
二、日本与中国东北的贸易关系
地理上的接近及其经济发展特征使东北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补充。东北主要出口产品为粮食、煤、木材、肉类、皮毛等，而进口产品主要为民用、工矿业、交通电信、油类等产品（14）。由于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二者的经济是一体的。战后初期，日中贸易关系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46-1948年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一直停留在300-400万美元的水平，而日本向中国的出口也一直徘徊于400-500万美元之间（15）。这一时期，日本与东北的贸易微乎其微。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此时对日本的经济政策过于严厉；另一方面，东北的主要港口大连控制在苏联手中，该港是东北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尽管这种贸易损失可以从同东南亚和菲律宾群岛的贸易中得到部分补偿，但为了满足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仍必须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许多必要的原材料，如木材、木浆、焦煤等。长途运输大大增加了进口的成本，同时也加大了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经济负担。在日本，美国占领军当局面临的经济困境，部分是由于失去中国东北这个原材料来源和工业品市场。一些美国官员认为，恢复同中国东北的贸易会相当有助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同中国东北等地的短期贸易损失将会使日本的经济恢复困难。而且，长期的被排斥在同这些地区的贸易之外将“极大地扭曲日本的贸易的本来模式”，以至于不能维持日本的经济稳定性。而更让美国担心的是，由于日本被排除在东北亚贸易之外而造成的经济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会迫使日本同苏联结盟。美国认为，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日本可能会愿意同这一地区进行贸易（16）。
随着美国考虑让日本经济自立，中国东北作为初级工业品的供应地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加强。美国驻日本占领当局清楚地知道美国援助日本的最终目标是视改善日本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供给来源而定的，其中东北是最重要的。中国东北是铁矿石、纺织纤维、石油产品、金属以及煤的主要供应来源地。在对日本对外贸易前景的评估中，盟军最高指挥部认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恢复日本与其邻国之间的“互利和补充的贸易关系”（17）。对此，中共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1949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为了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和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的贸易，是可以允许的。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问题，可以谈谈。”（18）
在美国的政策推动和中共的回应之下，1948-1950年间，日本与中国东北进行了有限贸易。这一阶段的日本与东北贸易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贸易量在整个东北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大。东北解放区的对外贸易总量1948-1949年有了极大的增长，但以对苏贸易为主。从1948年开始，中共以营口为基地，建立和发展除苏联和朝鲜外的海外贸易关系，贸易对象是南朝鲜、日本、英国。尽管比例很小，1948年海外贸易仅占全年贸易总额的0.96％（19），但增长很快，1949年的海外出入口贸易总值达9223008.13美元，占全部总值的5.47％（20）。
另一个是日本与中国东北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以货易货和转口的方式进行的。1949年5月，中国贸易公司通过驻东京代表处以每吨126.5美元的价格向日本提供1.5万吨大豆，换取约3000吨不同直径的铜线及绝缘线和软电线，总价值约190万美元，运往营口（21）。美国情报组织发现美国产的战略和重要物资通过第三国运往共产党国家，而日本正是一个这样的“第三国”。日本商人设法把一些具有战略性价值的商品出口到中国。同月，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大量由柴油引擎发动的球形轴承和履带式拖拉机混在1-A列表的商品中间，正在运往中国东北（22）。但这种贸易模式限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1949年4月12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商业随员欣克（Frederick W. Hinke）致电中国事务部主任石博思，认为，“在华北-满洲同日本之间远没有发展起来直接的贸易。一些来自共产党地区的商品，主要是大豆和豆饼，经由香港运往日本，那里的商品交换是在易货贸易的基础上进行的。迄今，这种交易按字面意义被理解为是排他性的易货交易。”他还指出，“共产党地区同日本之间的直接贸易的恢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特别难以实现，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的特别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贸易程序。”（25）
三、日本与东北贸易结束的原因分析
NSC41号文件制订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持续的时间相当短暂，朝鲜战争开始后就结束了，日本与东北之间的贸易也就随之而结束。日本与东北的贸易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结束，实际上这种贸易关系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本身就很脆弱，其生命力有限。
首先，日本与东北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从属于美国的冷战战略的。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是美国在东亚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这个政策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日本的经济复兴遏制东北亚的共产主义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日本过于依赖对中国的贸易而倒向共产主义一方。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中日传统贸易的恢复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国务院为首的一方，主张通过恢复日中贸易关系来与中国保持某种联系与合作。国务卿艾奇逊（Dean G. Acheson）和他的得力助手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沃尔顿·巴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等人担心美中之间公开对抗会使中国共产党投入到苏联人的怀抱。如果美国与中国保持某种联系与合作，则将有助于增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防止苏中靠拢，同时打破苏联扩张的意图。而允许日中之间开展贸易，恰恰是实现美国战略的较好途径。并且，日中贸易对日本的经济复兴极为有利。显然，美国国务院企图凭借日中贸易达到既贯彻在东亚的遏制战略，又推动日本经济趋向繁荣的双重目的。而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为核心的军方则坚持对中国采取最强硬的政策，施加最大的压力。他们主张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施行全面的贸易禁运，既遏制中国的发展，又防止日本依赖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双方斗争的结果，国务院占了上风，NSC41号文件制订了有限日中贸易的政策。但贸易额与战前相比，仍然很小。这是因为美国政策制订者认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将可能使美国失去日本，因此，限制日中贸易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占领当局在恢复日本同中国东北的贸易问题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在该政策形成之初，日本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东北的贸易是美国考虑的重点。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逐渐强化了对中国贸易禁运。仍处于被占领状态下的日本，不得不配合美国的对外政策，进一步限制了本来就很有限的日中贸易。随着东亚冷战局势的严重，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彻底切断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相应地，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亦彻底排除了日中有限贸易。
其次，从中国方面来看，对日本的贸易在其整个对外贸易中居于次要地位。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2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任何地区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时，一定都会遵从中共的对外贸易政策。作为中共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东北解放区从1946年开始就与苏联建立起贸易关系，而且发展迅速。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经济建设成为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对苏贸易无论是从规模还是种类上都更为扩大。尽管海外贸易也在增加，但对苏贸易仍占贸易总量的绝对多数。1949年东北解放区对苏输出占全年输出总额的91.24％（25）。1949年6月，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O. Edmund Clubb）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最近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地表明，满洲是更加严格地控制在苏联人手中，……对满洲的出口主要根据苏联人的希望，并经他们批准。”（26）
1950年4月，美国商业部官员、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布莱斯德尔（Thomas C. Blaisdell Jr.）来到东京，与盟军最高指挥部的官员进行了广泛的谈话，其中特别关注了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布莱斯德尔从“直接同中共进行贸易的人”那里了解到，中共对于破坏旧的贸易体制比对他们可能从直接贸易中能获得的任何利益都更感兴趣。而且，他还注意到，那些刚刚离开中国的商人和外交官反复强调，任何建立在中共渴望贸易的想法上的政策都会产生巨大的失望。中国人对独立的强烈追求已经使美国商人确信，中国政府不会为了获取商品而危及自己的共产党政权（27）。
总之，在冷战初期，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全球冷战和美国占领日本的背景下，日本与中国东北的贸易也只能从属于美国的冷战战略。尽管这种贸易是对双方有利的，但终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彻底结束。
注释：
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53页。
②CIA, ORE 43-48,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Japan, 24 May 1948, p. 2. http://www.foia.cia.gov.
③CIA, Relative US Security Interest in the European-Mediterranean Area and the Far East, 12 September, 1949, p. 2. http://www.foia.cia.gov.
④Economic Aspects of the Occupation, p. 15, Miscellaneous: SCAP General Headquarters. Box #15, 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 Department of Defense, HSTL.转引自Xiaodong Wang, Cold War in Manchuria: Sino-Soviet-US Relations, 1948-1953, UMI Microform 3129833, p. 210.
⑤Warren Hunsberge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Trad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p. 106.
⑥NSC41, 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9, Vol. IX,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 827.
⑦NSC13/2,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 S. Policy toward Japan, 7 October 1948, FRUS, 1948, Vol. VI. pp. 858-861.
⑧NSC41, FRUS, 1949, Vol. IX,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 827.
⑨NSC41, FRUS, 1949, Vol. IX,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 828.
⑩Department of States Policy Statement on China, September 27, 1948, FRUS, 1948, Vol. VII, p. 620.
（1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Stephen C Brown of the Division of Commercial Policy, FRUS, 1949, Vol. IX, pp. 835-836.
（12）NSC48/2,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30 December, 1949, FRUS, 1949, Vol. VII, Part 2, p. 1219.
（13）（15）日本通产省主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15、34页。
（14）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3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16）CIA, ORE 43-48,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Japan, 24 May 1948, pp. 4-5. http://www.foia.cia.gov.
（17）Economic Aspects of the Occupation, p. 12, Miscellaneous: SCAP General Headquarters, Box #15, 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 Department of Defense, HSTL. 转引自 Xiaodong Wang, Cold War in Manchuria: Sino-Soviet-US Relations, 1948-1953, UMI Microform 3129833 , p. 214.
（18）《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1949年2月1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页。
（19）（20）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3辑，第314-315、346页。
（21）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Peiping（Clubb）， FRUS, 1949, Vol. IX, p. 986.
（22）Loopholes of export control, NSC Records, Box #2, HSTL. 转引自 Xiaodong Wang, Cold War in Manchuria: Sino-Soviet-US Relations, 1948-1953, UMI Microform 3129833, p. 215.
（23）The Commercial Attaché in China（Hinke）to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Sprouse）， FRUS, 1949, Vol. IX, pp. 973-974.
（24）《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1949年2月1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136页。
（25）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3辑，第315页。
（26）The Consul General at Peiping（Clubb）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989.
（27）Thomas C. Blaisdell, Jr., Report on Economic-Commercial Conference: Tokyo and the Far East, 1 June 1950, p. 24, Official Files of Gordon Gray, Record Group 286, Box 20, Truma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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