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识之士对乡村教育的呼吁不绝于耳。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奏请光绪帝明诏：“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将普及义务教育列入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职责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探索和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历经一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农村义务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的难点问题。
一
194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中国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实现迅速普及初等教育目标，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之格局。1952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49.2%，小学毕业生升学率高达96%①。1956年1月，面对国内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教育部印发雄心勃勃的《十二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准备“七年内在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基本普及”更变成了“普及义务教育”，时间也延长到12年。
在浙江农村，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展开，普及义务教育运动也风生水起。以浙江富阳上官乡为例。浙江富阳上官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竹林茂盛的半山区。1949年，上官乡全乡仅1所学校，6个教师，110个学生。1955年，随着儿童入学人数年年增长，有了3所学校，8个班，11个教师，333个学生。时全乡7-14岁儿童为411名，入学率达76%。上官乡规划到1956年在3所学校基础上，扩大班级数为10个，教师增至13人，入学儿童增至440人（时全乡7-14岁儿童为459名），入学率达到97%②。
1956年正值开国初期，国家财力有限，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基础教育，无法满足民众送子女入学的要求。因此，政府从1951年到1952年连续下达指示，允许并提倡小学民办，“发动群众出钱出力办学。”以上官乡为例。1956年，全乡3所小学的一年经费开支如下：教师工资5302元、公什费420元、添置课桌椅150元，合计5872元。根据上官乡农业社建立时间不长，底子不厚的情况，为了不影响社员收入和农业社的巩固，决定先将学校由公办转为公办民助，再达到完全社办。规划1956年学校经费由国家补助40%，计2348元；学校收入1609元；农业社负担1915元（占33%）。1956年全社现有公益金估计共有8300元以上，以其30%作为教育经费，计有2490元以上。1956年底全社估计可以新增公益金8000多元，以40%作为办学经费，因此1957年国家还需补助经费的20%。1958年可全部转由农业社办③。
再以浙江上虞县通泽乡半湖村为例。半湖村有103户，413人。全村只有1个高小毕业生。村里办起合作社后，1953年下半年办起了社办小学。到1955年，已有39个学生。为办好学校，他们推选了地方上热心办学的公正人士7-8人（内学生家长代表2人），成立了民办小学管理委员会，并推选出经费、审查、总务、保管、宣教等委员。委员会负责动员学生上学，聘请教师，筹措学校经费，审查学校经费使用情况及对学校进行监督等工作。校舍是将一座破庙拆掉，利用旧料造起来，除木工、泥工外，全部自己动手，很快盖起了5间正房，3间小屋，配上42块玻璃，还盖了1间厕所，这样校舍就解决了。因为半湖村当时还是新办的低级社，公益金很少，所以学校经费除学校收入外，主要是依靠社员集体耕种保留田解决。该校每年学费可收入228.8元（收费标准同公立学校同），肥料费10元，全年共收入238.8元。教师工资每年358元、办公费50元、经费修理费20元，全年共支出428元，尚缺189.2元。但社员种保留田每年可收入200元。因此，两年来不但解决了学校经费，而且节余了100元，准备作为今后学校发展的基金。全部民办经费由民办委员会的总务委员负责管理，每学期结束向委员会报告收支情况，并向群众公布。随着半湖村农业合作社由低级社转向高级社及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他们规划1956年度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争取学龄儿童全部入学，使在校学生达45人，1957年达48人，1958年达56人，并增设高级班，请高级教师1人。经费方面，除了仍由收费解决一部分外，不足数由合作社公益金解决④。
以上两个典型个案是1950年代浙江农村实行义务教育的缩影。1950年代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浙江农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农民群众的收入有所提高。如富阳县上官乡1955年平均每户农业、副业总收入为466元（比1954年增加30%）⑤。但贫困仍是大部分农民家庭的现实。如平阳县山门区南雁乡地处山区，主要生产蘑菇，其他收入很少，每个社员平均年收入仅28元⑥。针对国家财力有限，而农民尚不富裕的现实，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农村，“国家办学”与“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⑦。“国家贴一点，农民出一点”，“发动群众出钱出力”，这种办学模式就成为浙江农村义务教育的不二选择，并伴随着浙江农村从贫困走向富裕，成为特定时代的特殊标志。
二
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教育改革也进入高潮。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它批评了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的错误；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改变校长负责制，实行党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要求改革现行学制，在实验成熟后规定全国通行的新学制⑧。自此，学制改革试验在全国迅速展开。然而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夸大的主观能动性使试验规模一度失控，出现了要求偏高偏急，把学制压得越短越好的现象，严重违反了教育教学规律。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学校规模急剧萎缩，大批学生被迫失学，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由1952年的96%骤降到1962年的42.6%⑨。1962-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体系方面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整顿，以改变教育体系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状况。
在浙江，省教育厅于1964年形成题为《用革命精神进一步发展和办好农村教育》（讨论稿）文件。指出：要办好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为农村建设培养一批劳动后备力量和技术人才，为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作出应有贡献。196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浙江农村民办小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63年统计，浙江省农村民办小学达到18299所，占农村小学学校总数的58.5%；农村民办小学生86.7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39.5%；农村民办小学教师26146人，占农村小学教师总数的35.6%⑩。1963年，浙江省用于农村民办小学经费补助为285.3万元，占本年度普通教育经费决算的5%。农村民办小学教师平均每人每年得到的补助费为104元（包括补助工资、福利、校舍修缮及奖励费）（11）。
1960年代，浙江农村民办小学教育在总体发展的情况下，也存在如下问题：
一、农村民办小学学生入学率低。以绍兴鉴湖公社为例。据该社1965年反映，时入学儿童为618人，只占学龄儿童的46%，其中联合大队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7%。未入学的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子弟。如鉴湖公社黄家村大队长高天佑（贫农），一家9口人生活，还要负担母亲三分之一的生活费。但全家仅一个整劳动力，妻子只是辅助劳动力。家里7个孩子中，大女儿15岁，读到小学5年级，后停学回家烧饭、管弟妹；次女13岁，三女11岁，都未上学，在家割猪草；四儿9岁上学；五儿6岁在幼儿园；还有4岁、1岁各一人。全家全年做3000多工分，养一头母猪，肥料作价10元，这样全年收支基本相抵。实际上3个女儿有1个可以上学，割猪草1人就够了。但高天佑认为，做生活（劳动）人越多越好，女儿读书也无用场。又如鲁东大队黄伯寿（贫农），一家8口，3个劳动力。15岁男孩读6年级，12岁女儿读2年级，7岁的女儿未上学；妻子将生小孩；打算明年送7岁的女儿上学，让12岁的女儿回家管小孩。如果3个孩子都上学就有困难。造成上述情况原因有五：1、部分贫下中农经济上确有困难，难以上学。2、不少人虽有一定经济困难，但主要感到学习和生产有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矛盾。如1个小学生在家放鸭养牛，每月有收入，而上了学还要付学费，一进一出相差几十元。3、重男轻女思想相当普遍，认为女儿读不读书都是别人家的人。4、有些人认为种田不一定要有文化，不少人读到中学、大学也下放回来了。5、有些学校办得不好，教学质量不高，读书不能派用场，因而不愿送子女上学（12）。
二、办学经费短缺。农村民办小学办学经费包括民办教师工资、福利待遇和教学行政费用两部分。一般而言，办学经费来源于两部分：1、学什费收入。但其中只有少数经济作物地区，学额足，收费多，减免少，可以全部解决民办小学经费，如萧山区。属于这种情况的占民办小学的10%。2、办学单位开支。主要从公益金，或大队副业收入、企业收入（碾米厂、窑厂等）中支出；或大队在向各生产队收取排灌费、其他卫生费、管理费时，加上民办小学经费；或以大队社务工分贴补。有少数划文化山、文化塘（鱼塘、藕塘、菱塘）、砍学柴及从果树等收入中开支。另有一些办学单位供给教师口粮、燃料做补助，等等。采取上述办法后，还有困难的，由国家补助（13）。
关于教师工资福利待遇问题。1964年，根据浙江省42个县市的调查材料，在19107个民办小学教师中，采取工资制16008人，占83.8%；工分制加一些现金的577人，占3%；工分制的2287人，占12%；其他形式（如实物、学生家长轮流供饭等）235人，占1.2%（14）。又据1963年财政决算统计，全省民办小学教师月平均工资为23元（指工资制的），其中公转民的教师一般为25-44.5元，办学单位自聘的教师一般为20元。工分制的教师，均参加生产队当年分配（多数和大队干部一样，作误工补贴列入分配方案）。工分制加发一些现金的教师，工分部分与上述情况相同，现金部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向学生收取学什费中一部分发给教师；一是由大队发给一些零用金，也有国家补助一些的（15）。个案一：平湖县山门区南雁公社郭山生产大队。该大队共100多户，系革命老区。郭山小学有学生20人。教师待遇在1962年商定为900斤蕃薯干，由9个生产小队每队负担100斤。当时蕃薯干集市贸易价每百斤30元，教师年收入为270元。但1963年后，蕃薯干集市贸易价格下降，每百斤降至7-10元，这样教师年收入降至63-90元，教师不愿再任教。后经大队党支部多次教育，再由国家1年补助40元，才初步解决问题（16）。个案二：绍兴鉴湖区南池玉山社小民办班，是由4个大队合办的。教师每月工资20元，按田亩分摊，最多的大队每月出6元多，但几个大队扯皮，19个月只拿出40元，其余只得由国家适当补助（17）。
浙江农村小学民办教师享受公费医疗的情况有三种：1、少数县市，如温州市郊，拟定了一个草案试行。主要内容是：均参加学校交费统筹医疗，产假45天。病假期间待遇：第一个月照发原工资；第二个月起到第六个月，按照工作年限多少，发给70-100%；第七个月起，根据民办学校经济条件和本人负担情况，公社或办学单位自行研究决定。2、海宁、嘉兴、吴兴等县的大部分公社，每月提2-3元，由公社统一组织医疗费管理，少数由教师自己负担。产假为一个月。病假没有规定，按具体情况适当照顾解决。3、经济差的地区没有解决。有实际困难的，从办学单位或国家民办教育补助费中给予一些补助（18）。
关于教育行政费用问题。浙江农村民办小学教学行政费用一般每个教学班1年20-40元，平均30元左右。一些农村民办小学办公费向大队领用，实报实销，作为大队办公费用开支。青田等县农村民办小学则从肥料费收入中开支（19）。绍兴农村民办小学经费一般采取大队向生产队分摊的办法。有的由大队会计统一收，有的由教师自己逐个地收。由于没有名目（“农业六十条”中无明确规定），收款时困难很多（20）。个案一：绍兴鉴湖区黄家村民办小学无校务委员会，下雨时教室淹水，厕所漏水，门窗没有玻璃，一块小黑板教二变式。这些问题没有人管（21）。个案二：余姚县之伟公社革新大队书记沈孝和说：生产先进可上北京，教育搞得好没啥名堂。学校应由国家办，这点钱还拿不出？几次向公社提出要把民办小学停办，说可以省钱省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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