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政对外交的冲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和民国北京政府的外交基本延续晚清外交格局、南京政府的外交班底大部分源自前北京政府不同，新中国在外交观念、体制、机构、人员等所有方面全盘否定旧中国的一切，“另起炉灶”，或搬苏联，或从穿西装、吃西餐学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政权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与旧政权全然不同。
当年新中国之所以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根本上也是取决于两个内部原因，一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是一致的，在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因为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一边；一是新中国建立伊始，经济上一穷二白，十分落后，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有朋友”。如同毛泽东所说，与苏联结了盟，“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并“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51）
同样，新中国1950年出兵朝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身经济、政治现实需要的一种反映。当时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就在东北，如果朝鲜战争失败，美国军队骑到鸭绿江上来，那么，本应成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重点的东北地区，就成了军事前线，且苏联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线也将暴露在美军的眼皮底下，这将使新政权的巩固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虽然毛泽东主观上存在着强烈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情结，但他在说明出兵理由时也不忘特别强调说明：“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52）这说明，中国自身的安全需求，也是出兵朝鲜的重要动机之一。
甚至像1958年夏所发生的一系列对外关系上的严重事件，也都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特殊状况密切相关。毛泽东当时一方面因苏方提议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大发脾气，炮击金门行动不向苏联通报消息；一方面为援助“中东革命”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主动出击牵制美国，这些行动背后都与毛泽东当时受“大跃进”运动成绩鼓舞，误估中国国力发展前景的亢奋心态有关（53）。
由此可知，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其进退左右，绝不都是被动应对外部事件的结果，它多半都离不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政策策略的变化起伏。正因如此，新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种种决策，自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实践。这一点在196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19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庐山会议、大饥荒和“七千人大会”在党内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尝试，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开始深刻反思自1958年以来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对外政策。1962年春，他接连上书和撰文，提出对外政策应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目的，对美、苏及有争议各国均应采取缓和策略，对所谓别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对此，正在考虑国内阶级斗争动向的毛泽东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他在八九月间接连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内阶级斗争问题，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挂起钩来（54）。紧接着发生的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的挑衅，又使毛泽东更加自信其斗争哲学的必要与意义。结果，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王稼祥等人的主张就被毛泽东概括成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毛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三斗一多”，也就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要缓和，而是更加坚决地斗争；对亚非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援助，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主张的那样尽量减少，而且还要大大增加（55）。理由很简单，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使然。国内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原因就在于国内和国际间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际间阶级斗争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也就永远得不到克服。如此一来，不仅中国国内政治斗争自此日趋“左”转，而且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全面转向反对“帝、修、反”和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轨道。除了外交上开始到处树敌，或以反美、反苏为前提，支持一国，反对一国以外，在国内广大农民还勒紧腰带的困难情况下，中国政府硬是每年都把自己财政支出的6%以上拿出来援助各国革命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其中，仅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就高达200亿美元，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援助也达到1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使阿每人获得一吨粮食、半吨钢、4000元人民币（56）。
更有甚者，受到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左”的政策影响，中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不仅众多领导人开始倡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再度公开主张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而且根据“政治挂帅”的要求，这个时候所有驻外使馆都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大使负责制，党委书记基本上都是国内派任、有着很强政治原则性和斗争性的非业务干部。结果，很多中国驻外使领馆被卷入甚至主动参与到驻在国当地的所谓“革命”斗争之中去了（57）。1960年代中期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施以物力、财力及军火的援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中国公开支持和援助印尼共产党，印尼共在国内与军方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1965年造成“九三○事件”，意图消灭军方领导层的政变被军方压制，亲华的苏加诺总统被赶下台，印尼共被取缔，同时反华运动在其全国广泛兴起，直接导致了华人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和中国与印尼迅速转变为敌对关系，并使得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58）。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因为学国内反修防修、扫除封建残余，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家属西装、旗袍不许穿了，陈设的字画工艺品统统被当成“四旧”破除了。就连外交部长陈毅也都不得不跟着潮流开始大谈世界革命的使命问题了。他宣称：“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还有成千上万阶级弟兄受苦受难，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百倍地加强”，我们不要“过那种和平共处……死水一潭（的生活）”。根据新华社短评关于要用毛泽东思想“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号召，陈毅也明确要求驻外使领馆人员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59）强行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发送“红宝书”，在国外每逢正式场合便念“毛主席语录”，直至拦截国际列车宣传反苏，其结果，是引起了几乎所有驻在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造成与一系列国家相互驱赶外交、新闻、技术人员和留学生，甚至引发了许多流血事件和排华事件。
1966年时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的杨公素，晚年就曾回忆过当时中国驻外使馆受到国内运动冲击的混乱情况。他写道：
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首先闹起“四大”，由该馆的武官作后盾，伙同一些下级外交官和事务工勤人员组成战斗队，贴大字报、“破四旧”、攻击大使章文晋。
他们使馆一闹波及其他使馆，我们驻尼使馆也要闹革命，“搞四大”，先从“破四旧”开始。“破四旧”不只是破掉馆内现有的古玩、文物、字画，说通通是旧封建的东西一律要砸毁，还要对外交方面一些作法也要破，说尼泊尔国家贵族都是封建主义，要不理他们，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60）
这时闹得最有声有色的是中国驻印尼代办姚登山，他先是在中国驻印尼使馆闹“文革”，后扩大到印尼华侨社会中去，造成中国驻印尼使馆受到印尼人的围攻和中国与印尼断交。姚因在这一过程中挨了打，反而成了“红色外交战士”，上了天安门，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鼓励。这自然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加激进。据杨公素回忆：
在1967年初，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喊出了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把印度也算在各国反动派之列，国内造反派要打倒印度反动派，围攻印度驻华使馆，引起了印度的反响，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华热潮，也围攻中国大使馆，打了大使馆人员。……在我们接待驻印使馆回国的二三十人时，我大使馆和援尼人员近百名拥至机场，要举行盛大的欢迎红色外交战士的仪式，要大闹印度驻尼使馆，要贴大字报和开反印大会……最后在我的说服下，以我同意在他们欢迎时允许喊口号为条件，他们就不再开大会了。当飞机着陆时，我驻印人员下机时，由我去接他们，我驻尼人员列队高呼欢迎口号。原来说好不喊反印口号，但当时禁止不住，一时间反对印度反动派的口号声大起，我也无法禁止。这就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尼泊尔机场官员极为不满，印度大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我被召到尼泊尔外交部，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遗憾。（61）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不能不提到1967年8月21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中国代办处。事情是由香港罢工引起的。香港左派人士用大陆“文革”的方式，手持《毛泽东语录》上街声援罢工工人，中国银行也参加到声援活动之中。因左派游行受到香港当局防暴警察的冲击，许多人被打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所属港澳组与外交部领导层生怕犯反帝不坚决的错误，马上决定发照会抗议，同时在北京组织上百万人到英国代办处门前游行示威。中共香港工委也不能落后，马上动员和组织左派工会工人和在港中资机构人员上街，参加抗议斗争。《人民日报》更是不甘示弱，很快发表社论，不仅严词威胁，而且暗示收回香港（62）。广东地方军政部门也不能不马上行动起来，组织了一次有民兵和边防部队参加的军事行动，冲击港英边界，以显示不惜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的坚强决心。所有这些举动，加上外交部向港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最终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反帝斗志。终于，在8月21日黄昏，外交部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一到，红卫兵冲破士兵组成的人墙，拥入代办处，砸毁了室内所有东西，并放火烧了房屋（63）。长期以来，这种建立在阶级斗争思维基础上的，以“敢”字当头、“斗”字为先的革命外交的破坏力，至此达到了极点。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也因之孤立到了极点。这种情况，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毛泽东被迫通过调整对美政策来牵制苏联，才逐渐发生了某些改变。（64）
六结语
综上所述，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新中国国内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新中国整个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工作。所谓革命外交，其实就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产物。其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按阶级关系来将世界一分为二，即一方面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非此即彼。而依据统战思维，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势力的逻辑来划分，则可以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结论和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的说法，即将世界分成三类矛盾，即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者与本国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或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按照这类矛盾的分法，则可以发展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争取和中立与主要帝国主义矛盾冲突的各种中间力量，在全世界组成统一战线，着重孤立和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力量。（65）
很显然，新中国的革命外交，多半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建构和实践的。走到极端时，就是简单的二分法决定一切，整个1960年代可谓走到了极点。比较策略时，则注意到统战需要和争取中间力量，提出所谓中间地带说，包括将世界一分为三，提出三个世界的观点，力图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1970年代前半期，亦即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呈现出这样一种高度重视对弱小和落后国家进行统战的新的态势。
不可否认，新中国对弱小的和落后国家的统战工作及其同情态度，在一定时期和相当程度上为自己赢得过国际声誉，帮助新中国实现了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目标。但是，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因为无法摆脱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定式，往往相信世界上真正站在自己一边的只能是有着相同阶级基础的共产党国家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相信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必须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民革命；相信新中国就阶级本质上与各国反动派始终是敌人。结果，当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转折或中国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时，它的外交抉择往往会剑走偏锋，直至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严重损害到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
回溯新中国建立之初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外交抉择，1950年代中后期因不满和平共处而进行的外交转向，1960年代初期以反修为主旨创立世界革命中心，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打倒国际帝、修、反”的旗号下全面输出革命的种种情况，我们理当对这种革命外交的思想和实践，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注释：
①如果说还有个别著作对此有所讨论的话，那也是国外的学者，比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就在第六、第十一两章中描述了新中国外交早先所经历的曲折情况，并有所讨论。见该书第276～309，523～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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