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内形势及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受到重创和根本性的质疑。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同“四人帮”进行斗争。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虽然不能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但是对社会的长期动乱也是感到厌恶的。在国际方面，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外交上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毛泽东在寻求结束国内动乱，走出“文化大革命”困境的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调整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的重要依据，它奠定了中国进行国际关系调整和开辟新的外交格局的初步基础。
一、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公告世界，实行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反华政策和侵略战争政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中，中国实行“一边倒”，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与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关系；支持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中间地带理论提出的国际背景是存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主旨在于强调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革命人民可以利用这种矛盾，反对和孤立最主要的敌人。（1）美国世界性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然进一步激化与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2）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增加美国发动世界反苏反人民侵略战争的困难，世界民主和平力量有可能制止侵略战争，争取和平局面。（3）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是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阵营强大的同盟军。
中间地带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观察分析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194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了一个中间地带。针对当时国际上一部分人鼓吹的反苏战争舆论，毛泽东指出，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反苏集团，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他的侵略势力。”“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形成了他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观察，成为他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处理中美关系，分析世界和平及战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印度支那形势一度和缓，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力发展和改善与亚洲邻国及其他各国的关系，国际外交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此时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两大阵营对立，美国加紧反共，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形势下，毛泽东指出，美国反共另有其真实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式。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② 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在这些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14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
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逐步形成为一支联合的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战后国际矛盾发展的重要特点。这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遭到美英法等国家的激烈反对。美英法提出对运河实行国际管理，但被埃及拒绝。英法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埃及受到阿拉伯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苏联发表强硬声明，对英法等国发出战争警告。美国公开反对英法对埃及动武，主张国际共管，企图火中取栗，借机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东一时成为世界矛盾和国际势力纷争的焦点。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世界明显存在的两类矛盾，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同英国、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一是美国，二是英、法，三是被压迫民族。
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不断出现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团结和崛起。1955年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召开以及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和以“77国集团”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的形成，都表明了在苏美两极对立的世界体系之外出现了不依附任何一方的第三种力量。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修正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国家的观点，认为新出现的国家“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③ 这“第三种立场”是可以长期维持的，这种立场有利于和平事业，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民族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盟军，他们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有利的。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认为，中间地带和中间势力的兴起和发展，将是左右世界局势、与苏美两强斗争的重要力量。
60年代毛泽东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概括了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的特点。在西方阵营，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与美国的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戴高乐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同美国闹独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是当代世界革命风暴的源泉。为此，毛泽东将中间地带作了进一步的划分，提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实际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④ 欧洲各国，英、法、比、荷等有殖民地，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有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但是他们与美国有矛盾，是革命人民可以利用的。从而，毛泽东提出了更加完备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历史作用，认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外交上中国独树一帜，一面大力支持亚非拉各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一面反对和抵制苏联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毒害。中国努力实践自己的革命外交路线，积极发展与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反对美国和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争夺。60年代，中国克服巨大的困难进行抗美援越，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抵抗美国的霸权扩张，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对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国家的外交活动。
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朝鲜，加强了中国同亚洲邻邦的友好合作关系。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非洲10国，宣布中国与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国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这些国家实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它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些原则受到被访国的积极支持。周恩来同各国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促进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一致。以上外交活动同时具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抵制苏联在亚非拉地区的扩张和影响的意义。
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7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考量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固然反映了战后30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时也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
中苏关系的破裂，使牢不可破的战略同盟演变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中国与其他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恶化，以往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关系，被赤裸裸的军事对抗和霸权主义取代了。中国的主要敌人从一个变成两个，即苏联和美国。中国不得不实行南反美帝，北抗苏修的策略，陷入了在两条战线作战和用“两个拳头打人”的被动境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和印度支那各国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以及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渗透，同时在全国进行战备动员，准备抵抗苏联从北方的入侵。
这种外交战略并不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如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主要敌人；不要四面出击，不能两个拳头打人等等。而且新的国际战略态势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外交格局和战略思维模式，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必须跳出以往关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等等理论观念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为第一要务，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寻找更多的同盟者，实现根本的政策调整和战略转移。
由于中苏分裂和彼此的兵戎相见，社会主义阵营实际已不复存在，原有的国际主义已经失去了现实的依存的基础。而且，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从长远的战略考虑，不无担心的是苏美联合整中国，因此从一开始就对于赫鲁晓夫鼓吹的国际“缓和”，“苏美合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号召全国军民“准备打仗”，进入全民战备，从军事上准备应对苏联的战争突袭，并寻求组成新的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由陈毅牵头研究国际问题，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在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前提下，四位老帅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在目前苏美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应当肯定，这是中国比较早关于中、美、苏矛盾关系的战略思考。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垮台及其政治上的被清算，“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势头有所遏制。毛泽东明确批评和纠正在外交活动中的强加于人、以我为中心等错误做法。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中国外交工作有了某些转变。
美国长期陷入越南战争，使其在战略上处于极大的被动。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企图转变这种局面，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与苏联进行战略武器谈判。美国出于多种战略考量，对苏联企图以“核打击”手段摧毁中国核设施表示了不同态度，并多次以不同方式表达希望改变中美关系现状的意向。
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提出美国收缩战线及“新亚洲政策”，即所谓“尼克松主义”。同时美国宣布逐步放宽在对华贸易及旅行等方面的限制。8月，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表示美国不赞成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9月，美国撤出在越南的军队4万人。10月，美国通知中国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逐步承认中国的强大及其不容忽视的国际战略地位。1970年10月，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以美国总统身分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向中国表达了访华愿望。
1971年4月，美国宣布结束已实施20年的禁止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的法令。7月，尼克松提出美、苏、中、西欧、日“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改善中美关系，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他宣布要利用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使他们彼此制约，以维持全球均势，并从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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