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丰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研究建国初期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对于进一步认识国情、研究党的思想发展过程有着重要作用，对于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一、从实际出发，确定建国初期的战略策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无比正确的。这一正确思想路线在建国初期得到了进一步贯彻。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②
七届二中全会运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制定了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勾画出一幅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蓝图。
七届二中全会准确地把握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③全会认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结束，“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要实现这一转移，必须做好两点：一是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二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站在我们方面，以便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一方面立即开始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这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否则，“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因此，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④实际上，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了两个转变，一个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一个是由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这两个转变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中心任务的思想，成为建国初期的指导思想。建国后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全会在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实行转移和确定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中心任务的同时，要求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确定工作任务。毛泽东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不同。”⑤不仅南方和北方不同，而且城市和城市，农村和农村也必须有所不同，这充分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统一。
七届二中全会以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制定了建国初期各项经济政策。在全国解放前夕，党内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等理论和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忽左忽右，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要以中国的经济状况作为我党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⑥毛泽东提出的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的重要任务，是建国前后我党处理一切问题的准则和依据，对于纠正和防止“左”右倾向产生了重要作用。薄一波说：“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毛主席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⑦
七届二中全会从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入手，确立人民民主政权的阶级政策及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其政治态度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七届二中全会认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全会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建立的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原则，并且指出：“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个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我党同党外民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入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⑧全会还对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随后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共同纲领》的理论与政策基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纲领。
在七届二中全会正确方针指引下，我党领导人民迅速取得了全国胜利。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⑩，使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共同纲领》这种临时宪法的形式表现出来，使我党的政治主张以及方针政策变为国家的纲领，从而具有了最高法律效力。“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11）在如此伟大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定不移地贯彻我党制定的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尽管在建国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12），取得建国后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全国形势发展极不平衡。在老解放区，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土匪活动猖獗，工商业还没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严重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毛泽东和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进一步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政策，顺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
七届三中会全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3）实现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多一点。为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八项工作。这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具体纲领和步骤。这些任务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的第一条都是土地改革。实行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七届三中全会把它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一个根本条件，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共中央根据建国后的不同情况，适时调整了土地改革的政策，“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14）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家致富”成为农村的新时尚。一大部分贫农通过劳动，经济地位很快上升，成为新中农；一部分老中农则上升为新的富农。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表示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证明党中央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的正确。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是七届三中全会解决的又一重点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再次申明我们党团结资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批评了党内一部分人的急躁冒进情绪，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5）为了集中力量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进一步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们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16）
建国之初，新生政权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彻底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事业。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二是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由我党的纲领决定的。对于这两大任务，七届二中全会已作过规定。七届三中全会正是从建国初期两大任务来着眼的。全会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既是实现第一个任务的保证又是实现第二个任务的措施。如果说，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宏观指导纲领的话，那么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实现这一宏观纲领了。七届三中全会是七届二中全会的继续和发展。
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从1950年到1952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普遍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爱国增产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等。在这些繁忙的运动中，党中央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生产建设的关系，始终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及时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和生产竞赛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党中央指示在基层试行“三反”“五反”的“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党中央还针对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脱离群众，损害农民积极性的“五多”问题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17）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没有影响生产活动反而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短短的三年内就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创造了在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典范。
二、既反“左”又反右，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在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就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及时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1952年6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起草的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8）这表明，毛泽东已把解决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解决的方式方法还不成熟。当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已在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从1952年9月，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逐步完成，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即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19）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显然已不同于进城时中央和他本人的设想，对于这些构想中央领导同志是同意的。到1953年6月15日，基本上形成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后经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以及对有关文件修改补充，到1953年12月形成了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20）这个总路线，是把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当时的实际相结合，在借鉴苏联的经验及总结中国的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不仅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而且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曾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