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由来与发展(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8:11:47 《李捷自选集》 李捷 参加讨论
这股右的风潮，不能不影响到对外部变化反应最为敏锐的中国知识界。这对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大多数知识分子经受了这次考验，但也有一些人表现出摇摆，又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在整风鸣放中表现极为活跃。对于知识分子状况的复杂性，以及思想改造出现大的波动和反复的情况，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是没有也很难估计到的。在新的情况面前，如何正确分析知识分子的现状，成为贯彻“双百”方针必须首先解决的重要课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里，专有一节论述知识分子问题。3月12日，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又用大部分篇幅分析了知识分子的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两个讲话的共同特点，是肯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的同时，要继续加强在世界观方面的思想改造，并且认为“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这个分析，在当时有其强调不断进行思想改造的积极一面，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其负面影响日益显露。 除了思想界的认识混乱以外，“双百”方针的贯彻，也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 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双百”方针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文章认为，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还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应当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并非全都没有道理。但是，作者们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双百”方针的实行，则是错误的。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所代表的“左”的情绪极为重视，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就提议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即将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贯彻“双百”方针上，他对“左”的干扰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对“双百”方针，也有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抹杀“双百”方针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片面强调鸣放，企图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也搞所谓的“百家争鸣”。同时，只许各种奇谈怪论大鸣大放，不许不同意见进行正常的争论和批评，主张要搞西方式的“大民主”。这种情况尽管只是局部的，但同样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密切注意。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反对两种片面性。他在讲话提纲里写道：“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判，都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判。” 如果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主要的注意力是集中纠“左”的话，那么，在新的变化了的形势下重申并进一步阐明“双百”方针，则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既反“左”，又反右。这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变化。 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重申和完善“双百”方针。而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又为此提供了思想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逐渐暴露，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为在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下，解决坚持和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条件，在“双百”方针提出的时候，还不具备。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把知识分子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为两个重要问题来阐述，可以说是高屋建瓴，点到了实质。不久，他又在同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再次系统地论述了这两个问题。通过这两篇重要讲话，“双百”方针进一步完善了。 毛泽东的这两篇讲话，从哪些方面发展并完善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1.确立了在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题目下，贯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格局。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里，明确了“人民”这个概念的范围，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了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和是非辨别问题的总原则，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9]而”双百“方针，就是这个总原则在解决科学文化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运用。因此，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10]在这三者中，尤其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这个条件的作用更根本，更稳定，更持久。有没有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作用大不一样。惟有如此，“双百”方针才能作为“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确定下来。 在明确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设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且认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在这些通盘考虑中，“双百”方针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以宪法为依据，提出了判断政治生活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进一步规范和明确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适用范围。这是对“双百”方针最重要的补充和完善。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就有人从右的方面作过曲解，把它和西方民主混淆起来。因此，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11]尽管在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也说过只限于人民内部的自由，并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但是这些限定毕竟是笼统的、宽泛的。实践的发展，要求对“双百”方针的适用范围作出更加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还申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12] 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里，并没有上面这些内容，这六条政治标准，是毛泽东根据整风鸣放中暴露出来的错误倾向，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的过程中增补进去的。这既是对那次讲话的重大补充，也是对“双百”方针的重要补充。 3.根据一年来的实践，丰富和完善了“双百”方针的内容。 在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对它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把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分开，在学术和艺术上享有充分的自由进行阐述的。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中，“双百”方针的内涵，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 在科学和艺术问题上享有充分的自由，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仍然是“双百”方针的基本内容，但表述更加规范完整。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流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3]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对“双百”方针的内容的一个重要补充，是明确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4]毛泽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还把它作为科学艺术发展的规律来认识，指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做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做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15]这样一些论述，使人们对于“双百”方针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使“双百”方针和科学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对“双百”方针的内容的另一个重要补充，是正确回答了实行“双百”方针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的关系问题，指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6] 提出这个论断的依据，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7]当着毛泽东根据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的新情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论断的时候，同时也对这一斗争的前景表示自信。这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自信，是对真理的自信。 总之，经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补充和完善了的“双百”方针，是一个以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根本方针；是一个充分尊重科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科学界和艺术界的自由讨论，通过科学和艺术的实践，解决科学和艺术中的争论问题的方针；是一个遵循对立统一规律，通过积极正确的思想论争，既弄清政治是非，又保障言论自由，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地位的方针；是一个既反“左”又反右的长期稳定的方针。 这是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全党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重大发展。 （三）在新形势下坚持和 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双百”方针提出到现在，41年过去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双百”方针的贯彻遇到了曲折。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在全局上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基本的经验教训，可以增强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双百”方针的自觉性。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贯彻“双百”方针的根本保证。 前面谈到，党提出“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目标，并作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是形成“双百”方针的重要条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之所以在贯彻“双百”方针上屡受挫折，也正是因为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长期受到“左”倾错误的困扰。 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因此改变中共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申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是一个重大失误。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之后，偏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去搞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继续革命”，结果是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不能自拔，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政策也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本来，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进一步强调加强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但由于受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被提起，对知识分子怀疑、不信任的情况则日益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双百”方针虽然没有被取消，但却难以真正贯彻下去。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一度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拨乱反正，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从落实“双百”方针做起的，由此又引出了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同样深刻地告诉我们，全面贯彻“双百”方针，保持和发展科学昌明、艺术繁荣的大好局面，离不开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离不开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警惕“左”的干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 2.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划清同西方民主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则界线，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关键。 从“双百”方针提出时起，不但受到“左”的干扰，也不断受到来自右的曲解。为了防止这种曲解，划清“双百”方针同西方民主的原则界线，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并且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又作了新的概括，将六条政治标准进一步发展成为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的立国之本，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是什么关系呢？邓小平在1980年1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不会。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他还说：“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绝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18]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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