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并未倾其全力对华作战，而是保留了相当兵力伺机而动。日军具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战略方向：其一，北进，也就是北上进攻苏联；其二，南进，也就是南下进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其三，西进，此即向西进攻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全力侵华。正因为日军具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战略方向，苏联与美国所以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其意图就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抽身北进或者南进。总括而论，日军在北、南、西三者之间到底如何选择，此即远东国际政治的核心。
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从理论上讲，等于日军放弃了北进企图。反过来，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日军如果南进，将切断重庆政府经东南亚的出海通道，封闭国际交通；如果西进，则将直接加重抗战压力。从重庆政府的视角看问题，此项条约无疑是苏联方面损人利己，故而强烈不满。
然而，从苏联的立场看问题，日苏条约保障了其东部的安全，从而使苏联能够集中兵力于西部防备德国，避免东西两面对敌。问题在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因为，苏联居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对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必然产生正面的积极作用。为此，中共迅速表态支持该条约。
日苏在远东的实际交界，具体体现为满蒙交界；既然日苏表示中立，必然涉及满蒙在其中的状态，为此，日苏又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双方承诺互不侵犯满、蒙。所谓互不侵犯，等于变相承认满、蒙。从中国社会舆论的视角看问题，此举无疑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故而群起抵制。
视角与利益的不同，必然产生立场与观点的差异，日苏条约所以在中国引发巨大的政治争议，其根源便在于此。两个外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双边条约，却在中国引起强烈而广泛的争议，纵观整个抗战过程，绝无仅有。
就学术研究而论，日苏协定的全部难点便在于，它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民族问题。任何政治问题一旦与民族问题搅和在一起，历史的评述往往不易下笔，因为，其中的是非往往掺杂太多的情感，不易超脱。《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这样论述：“条约特别宣称：‘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中国政府声明，此条约对中国绝对无效。”②这里的“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也就是说，这段论述完全回避了中共当年的立场与表态。可以设想，作者遇到了一个不易解释的问题。
迄今，有关日苏条约在中国的政治争议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一般论著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或者回避，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本文将以国民党、共产党以及社会舆论三个方面为基点，分别对三方的立场逐一梳理，以此为基础，再将多种对立的问题与观点不加遮拦地摆在一起，从中展开互为联系的、有分析的、视野开阔的综合研究。
本文将着重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是现实的，民族情绪可以对政治构成强烈的冲击与影响，但并不构成最终的决定因素。
松冈西行与中国朝野的观察
1941年初，中国政治的焦点集中在皖南事变。尔后，围绕皖南事变的政治解决条件，国共政争转移到二届一次参政会。当参政会临近闭幕之际，一则外电消息将中国朝野的关注点从国共问题转移出来。
3月8日，日本方面宣布，外相松冈洋右将出访苏联、德国和意大利。松冈西行，立即引起中国各方高度关注。
3月1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在历史上，日本外交大臣出国，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其例不多。”此即松冈西行所以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松冈西行的意图，社论判断：“松冈一定要对德提出以下几项问题：一、要南进，德国怎样帮助它解决中国战事？二、要南进，德国怎样帮助它在太平洋上作战？”③社论的要点有两个：其一，判断松冈的主要目的地是德国；其二，判断松冈的主要意图是要求德国帮助解决日军南进的一系列条件。
3月22日，重庆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松冈洋右访问德义，颇为各国所注视……在日本，以现任外务大臣亲自访问友邦，自属创举。若在欧美，则为极寻常事，丝毫不足惊异。惟松冈此行，适在南进声浪最高时候，不免有相当重要性。”社论就松冈意图提出四种可能，均限于日德之间；同时，社论倾向于认为，松冈主要是为观察德国有无战胜英国的把握，从而决定日军是否立即南进。④
松冈出访苏、德、意三国，其中哪一个是主要目的地，此即判断松冈意图的主要依据。《大公报》与《中央日报》社论均将主要目的地判定为德国，这样，其观察的范围便只能局限于日德之间。这种观察方式，实际上是把松冈的苏联之行视为借道。其实，松冈的目的地恰恰是苏联，出访德意很大程度上是为搅乱视听，掩护访苏。
3月1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判断：“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可能一时恶化。”⑤
这一回日德之间并未订约。毛电之高明便在于，没有为德意日三国同盟关系所迷惑，不仅提出日苏签约的可能性，并对其后果做出预判。毛的意思是，如果日苏签订政治条约而相互妥协，日军便将南进与英美开战，“大战即发”就是此意；受此影响，国共两党关系与中苏国家关系亦将恶化。
松冈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3月12日由东京启程，经中国东北到莫斯科，再到柏林、罗马，最后，以经苏返国为名，4月7日再抵莫斯科。松冈二度到苏，这一回引起了重庆舆论些许不安。
4月9日，《大公报》再发社论：“松冈在莫斯科有何企图……我们愿凭常识，加以判断。”社论判断，松冈“企图取得苏联中立的保证”。为此，社论又提出一个问题：“日本企图如此，苏联是否能教日本满足其欲望呢？我们的常识判断，是不能。”⑥
同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判断：松冈与苏方“甚或更进一步而谈及互不侵犯条约问题，难保不是松冈此行的企图。但是，我们相信在现状之下，这些问题，都不易解决的。”“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松冈此行必无结果，但至少可说结果甚小，等于没有。”⑦
《大公报》与《中央日报》的两篇社论，就日苏会谈可能涉及的议题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研判，此即双方可能商谈中立和互不侵犯两个条约，但结论都是否定的。
4月13日，松冈与莫洛托夫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依约遵守中立。”与此同时，双方又签署一项共同宣言，声明：“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⑧
在这里，所谓满、蒙，实际上就是日苏，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满、蒙，实际上就是日苏之间互不侵犯。因此，日苏条约与共同宣言，具有中立与互不侵犯两种性质。
显然，日苏条约与共同宣言的签署，相当程度上超出了重庆舆论的“常识”。至此，备受各方关注的松冈西行，落下帷幕。
重庆舆论的反应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等于日军放弃了北进企图，反过来，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日苏共同宣言的签署，等于日苏变相承认满、蒙，因此极大地刺激了重庆舆论的民族情绪。另外，日苏条约还引出了一个是否有违中苏条约的问题。
1937年8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代表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⑨换句话，就是苏联不得与侵略中国的国家签署任何协定。日本肯定是对中国的侵略国，因此，苏联与日本签约，被重庆舆论视为有违中苏条约。
归纳起来，南进问题，满、蒙问题，有违中苏条约问题，以此三点为中心，引发了重庆舆论对苏联的强烈不满和质疑。
4月1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向苏联提出三个问题。其一，日苏宣布中立，“这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侵战，便利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战”。其二，依据1937年的中苏条约，认为“苏联与日本签订此约，显然是予侵略中国之第三国以协助，并施行不利于受侵略的中国”。其三，满、蒙问题侵犯了中国主权。
最后，社评以一种极为失望的情绪表示：“以上三点，我们对日本无所责，因为它是我们的敌人，但苏联是我们的友邦……不论苏联的动机如何，以及其可能的解释怎样，在中苏邦交上均属异常可憾可惜之事！”⑩
《大公报》所提三点，实际上就是指苏联出卖了中国。
对苏联的失望所引出的直接后果之一，表现为对苏联的政治信任的动摇。4月16日《大公报》再发社评，内称：“中国一般智识分子，对苏联多年特别重视，这不仅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因为相信列宁扶助东方被压迫民族政策有重量有前途之故。日本是东方压迫弱小民族的最强国，而中国当其侵略之冲……因此中国人易于判断苏联在理论上不应与日本妥协。今天证明苏日的确妥协了，中国智识界可由此证明过去二十年观察的错误，同时严格证明支配国际关系的要素，绝对是一元，就是国家本位的利害关系。”
通过日苏条约，证明列宁理论失效，证明苏联不可信，这的确是日苏条约在一部分人群当中产生的负作用。
社评中还有一些颇具情绪化的文字：“今天证明幸而我国抗战的决策不是依靠某友邦或某某友邦，换句话，假若我们是依靠苏联，今天岂不大失面目吗？”（11）
《大公报》的这种失落情绪，被军令部长徐永昌记录下来。徐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们数年来政治完全受着苏联支配，学者与青年更是彻底受着麻醉，还讲什么不依赖苏联，即大公报本身亦是六七分以上被麻醉者，今日社评无宁说是自供或是一种弃妇怨。”（12）
徐是国民党内的右翼，将《大公报》的几句牢骚话称作弃妇怨，既是讥讽，更含快感。
因日苏条约而产生的冲击波同样体现在左翼人士身上。4月19日，沈钧儒、刘清扬、王造时、李公朴、张申府、沙千里、章乃器、胡子婴、史良九人，联名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
公开信向斯大林提出三个问题：“（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最后表示：“其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13）
以上九人以救国会为主体。公开信所提出的问题并未超出一般舆论的范围，但九人均为著名左翼人士，而出自左翼人士的质疑，则是日苏条约负作用的更为深刻的反映。
公开信一式两份，一份送交苏联大使潘友新，另一份则送宣传部长王世杰转交中央通讯社。王世杰日记载：“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14）
出自左翼人士的“责问”，其中所反映的政治动向，正是国民党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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