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现了多处“宦皇帝”字样，如《杂律》中有“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一条。这“宦皇帝”者到底是什么人，学者们已开始各抒己见了。按，《汉书·惠帝纪》记有惠帝即位后的一份诏书中，已有“宦皇帝而知名者”的字样，它究竟何指，旧说各异；后来睡虎地秦简中也出现了“宦及知于王”的类似提法。《二年律令》的新材料引发了研讨的新兴趣，并使谜底的揭开成为可能。我因对秦汉官阶制的研究而涉入《二年律令》有关内容的解读，相信这个问题的深化，可以显示有一个与“吏”有别的特殊官员系统，以特殊形式存在于王朝官制之中，对认识战国秦汉的官阶制演变也大有裨益。但在进一步分析阐释之前，首先得把“宦皇帝者”是什么予以澄清。本文就把这一点作为主要任务。
一、对“宦皇帝者”的身份认定
对《汉书》卷二《惠帝纪》中“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一句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颜师古注略见三说。在文颖和张晏看来，“言皇帝者，以别仕诸王国也”，“宦皇帝者”是跟“仕王国”或“仕诸侯”相对而言的；在如淳看来，“宦皇帝”是“谓宦人教帝书学，亦可表异者也”；颜师古则以为“宦皇帝而知名者，谓虽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亦优之”。文颖、张晏、如淳都是汉魏间人，可他们对“宦皇帝者”居然都各执一词，可见其真义湮没已久。到了唐人颜师古，更是只凭臆测了。
裘锡圭先生在一篇几百字的札记中，曾对贾谊《新书》中的“官皇帝”加以辩正。《新书·等齐》：
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
裘先生认为，这里的“官皇帝”乃是“宦皇帝”之讹，指的就是上文的“郎官、谒者”。“‘宦’本是为人臣仆的意思。郎官、谒者之流本是门廊近侍，有类家臣，故以‘宦’称。”[1]
出土简牍中也出现了类似提法。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注释小组引述了《汉书·惠帝纪》有关文字，指出“宦及知于王”与“宦皇帝而知名者”义近，但只把它解释为“做官达到为王所知”[2]而已。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杂律》：“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这是一条惩办官员非法牟取高额利息的条文。整理小组的《注释》云：“宦皇帝，在朝中为官。”[3]这个解释显有问题：“在朝中为官”的人很多，其中既有六百以上的，也有六百石以下的；但从原文看，这些“宦皇帝者”与“六百石吏”并列，二者应有区别。
王子今先生指出了“所谓‘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当时是程式化文字”，还提示了《汉书·惠帝纪》中的“宦皇帝而知名者”，在《二年律令》只作“宦皇帝”，而没有限于“知名者”[4]。也有先生在解读《二年律令》时开始向文颖和张晏回归，突出“宦皇帝”有别于“宦诸侯”这样一点；虽然也参考裘先生的意见，推测这两种人分别是皇帝或诸侯王的近侍，但却没有明指其为郎官、谒者。
下面就来谈谈个人看法。我以为，裘锡圭先生把“宦皇帝者”推断为郎官、谒者，乃是一个重要推断，尽管它是仅就《新书·等齐》做出的。若再把文献跟简牍资料结合起来，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宦皇帝者”，并更清晰地勾画出他们的面貌。
本文的考察仍从《汉书·惠帝纪》开始，并在适当时候引入张家山汉简的材料。首先把《惠帝纪》中的有关文字，完整引述如下：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减田租，复十五税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
以往学者在论“宦皇帝者”时，大抵只引用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却没把它跟前文的爵赏内容联系起来。然而揭开“宦皇帝者”谜底的线索，其实就隐藏在这段文字之中。
对上文的爵赏部分，“赐民爵一级”可置不论，其余内容则涉及三点：对中郎等官的晋爵和赏钱，对“给丧事者”的赏钱，和对“视作斥土者”的赏钱。后两项针对的是承担了不同任务的同一类人，虽有赐钱赐金之别，其实不妨等量齐观。从本文角度，这三项恩遇实际只面向两种人：一、中郎、郎中、外郎、宦官尚食、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二、二千石至佐史等官吏和将军。
我以为，第一类人中的中郎、郎中、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再加上中大夫，就是所谓的“宦皇帝者”。
郎中和谒者属于“宦皇帝者”，裘锡圭先生有论在先。“中大夫”之为“宦皇帝者”，将在适当地方提供证据。至于执楯、执戟、武士与驺，汉惠帝诏书中明明把他们“比外郎”。《续汉书·百官志二》：“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执戟也是皇帝左右的卫官[5]，当然与郎官身份相近了。《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同书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东方朔：“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执戟”看上去简直就是郎官的一个“位”。而且“执楯”也是如此，此官大约是秦官，而为汉朝所承袭者[6]。由《史记·滑稽列传》所见，秦始皇陛前就有一些“陛楯者”，他们又可称为“陛楯郎”[7]。按“执戟”又可称“陛戟”[8]，那么把“陛楯”视同“执楯”，应该没多大问题吧。“陛楯者”可称“陛楯郎”，可见其身份与郎官相类，所以可以“比外郎”。
武士和驺，《汉书·惠帝纪》注引应劭曰：“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缚韩信是也。驺，驺骑也。”颜师古曰：“武士、驺以上，皆旧侍从天子之人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驺属郎中令。汉惠帝所赏赐的武士和驺，并不是卑微的兵卒，而是天子侍从官，所以其地位也可以比于外郎。至于太子骖乘和太子舍人，他们为皇帝侍候着儿子，当然也可以算作“宦皇帝者”了。舍人是个古老的官名，具有私侍性质。除太子外，大臣往往也畜养着众多舍人。汉代太子舍人职比郎中，直到东汉还往往与郎中并称[9]。这个系统还有太子先马、太子庶子。庶子之名也是历史悠久来自周代的士庶子，与之相对的还有“冢子”，战国时也是官名[10]。
“宦皇帝者”依文颖和张晏之说，是相对“宦王国者”而言的；然而它另有一义，是相对于“吏”而言的。正如《新书·等齐》所见，“宦皇帝者”和“事皇帝者”构成对称。吏者事也，吏、事原为一字，“事皇帝者”指的是“吏”，也就是惠帝诏中的二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二百石下至佐史那一批人，他们承担着国家行政，其身份具有“公”的性质。而“宦皇帝”之“宦”是臣仆之义，当时他们作为皇帝近侍，呈现了浓厚的“私”的色彩。在惠帝诏中，“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这个特权，除五大夫以上爵的拥有者外，仅仅授给了“吏”中的六百石以上者和“宦皇帝”诸官中的“知名者”，但这不能掩盖“吏”、“宦”这两大类别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制度规定把两类人的区分开来，这就是“宦皇帝者”没有禄秩，或说不以禄秩为官阶；而“吏”却以禄秩作为等级，这种等级构成了他们的身份标志。
这里附带再做两点说明。首先在所认定的“宦皇帝者”中，汉惠帝诏书中所见“宦官尚食”一官，被我们排除在外了。诚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宦”是为人臣仆的意思，“宦者”又正是宦官之称。然而汉初有“五尚”或“六尚”[11]，汉惠帝的赏赐却独独给予尚食者而不及其余，这乃基于一个古老传统，就是历史较早时候尚食者与君主特别亲近的传统[12]。因而向“宦官尚食”赐钱乃是特例，不在我们考虑之内。再者宦官也有职事，算是一种特殊的“吏”吧，因而他们是有禄秩的。《二年律令·秩律》中列有宦官，也反映了这样一点。这是将之排除在外的另一理由。
其次在对“吏”这一类人的赏赐中，惠帝诏中还列有“将军”一官。也许有人会提问：将军不能算“吏”吧？不过从“拥有禄秩等级”一点看，将军与“吏”却是可以划归一类的。《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将军只有一号，即“卫将军”，其秩二千石（第43页第440简，第192页释文）。《二年律令》的下限为吕后二年（前186年），《秩律》所列官称恰能反映汉惠帝即位时（前194年）的官制。汉惠帝诏中的“将军”，应即《秩律》中的卫将军。汉初的卫将军是最重要的武官之一。汉文帝抵京即位之际曾“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13]的事情，是大家都熟悉的。当然，就是把将军排除在外的话，对本文的讨论也没多大影响。
二、论“宦皇帝者”之无禄秩
上文我们指出，“吏”有禄秩而“宦皇帝者”无禄秩，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禄秩是面向于“吏”的，“吏”是行政事务的承担者；“宦皇帝者”是近臣侍从，他们所承担的不是行政事务，所以就没有禄秩。必须说明，“没有禄秩”不等于说没有禄廪。我们所说的“禄秩”是指官阶，它以“若干石”的俸禄额度为级差，但这和禄廪俸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然，读者对“宦皇帝者无禄秩”这个论断，大概已滋生了很大疑惑了。对中郎、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这些人没有禄秩，或不以禄秩为官阶，下文将提供六点论证。
第一个证据，就是在张家山《二年律令·秩律》里，上述诸官都没有列身其中。没列在《秩律》里面的官职，我认为就没有禄秩。虽然《秩律》略有残缺，可上述那些官职若有禄秩，不至于一个也看不到吧。
当然，对“谒者”一官可能引发疑问，因为《二年律令·秩律》中能看到中谒者、长秋中谒者和长信谒者，在六百石之列。不过对“中谒者”一官，《注释》已说明其实是中谒者令，也就是说，它是中谒者的长官而不是作为部属的中谒者。连类而及，长秋中谒者和长信谒者，我认为也是长秋中谒者和长信谒者的长官。上文所列诸官大多数是令、长一级的长官，例如大卜其实是大卜令，都水其实是都水令，长信祠祀其实是长信祠祀令。后文的“有丞、尉者半之”，也反映了它们是可以配备丞、尉的长官。
当然这就会遇到一个矛盾，这就是在《秩律》的千石一项中，已经有一个“长信谒者令”（第442简）了，那么认定六百石的“长信谒者”也是长信谒者的长官，岂不就弄出两个长官了吗？可类似的现象还不止于此。《秩律》上文还有“长信祠祀”、“长信私官”和“右厩”，也是六百石官，但第467简又有“长信詹事、私官长，詹事祠祀长，詹事厩长。”（参以下文，“长信詹事、私官长”似乎应作“长信詹事私官长”。由于此简存在残缺，它们禄秩不明；但我们毕竟看到，同名官署存在两个长官的情况，还不止是长信谒者呢，第464简有“詹事、私府长，秩各五百石。”若把这里的“詹事”看成是和私府长并列之官的话，这位詹事只有五百石；同时《秩律》二千石中也列有长信詹事，那却是与诸卿比肩的官职。《秩律》六百石中还有“宦者”和“长信永巷”，同时第466简中又有“未央宦者，宦者监仆射，未央永巷，永巷监；长信宦者，中监，长信永巷”。那么这里就再度出现了“宦者”和“长信永巷”。由于此简下文阙如，也弄不清其禄秩为何。
由于恰好这部分存在残缺，暂时无法弄清全部真相。但有一点却很明显：这些矛盾都发生在长信诸官上，这不是偶然的吧？《秩律》肯定制订于吕后当政之时，所以长信诸官叠床架屋。由于存在着称“令”者秩六百石、称“长”者秩五百石的通例，而我们认定“长信祠祀”、“长信私官”是“令”，同时《秩律》又有长信詹事私官长、长信詹事祠祀长，那么就人们就看到了同名官职令、长并置的情况。“长信永巷”在《秩律》中出现了两次，大概也是令、长有别、一令一长的缘故。由此我推测，六百石的“长信谒者”是长信谒者长，同时还另行存在着千石的长信谒者令──由于长信系统的特殊地位，它们拥有比一般的令、长更高的秩级。无论如何，《秩律》中六百石的中谒者、长秋中谒者，长信谒者，都是谒者的长官，长官有秩而部属谒者无秩，正如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有秩，而中大夫、郎中无秩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