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里的“非吏及宦”原书无注，不过这个“宦”显然就是“宦皇帝者”的省称。这条律文说对任人不廉不胜者，其人若“非吏”、或者是“宦皇帝者”的话，惩罚是罚金和戍边；相应可以推知，这人若是“吏”的话，惩罚就是“免任”了。换句话说，“亦免任者”所针对的，应该是“吏”。那么本律文所涉及的人，就有“吏”、“非吏”和“宦”三种──由此显示了“吏”、“宦”两个概念在当时区分严明，不能混为一谈。
在任人不善时，为什么对“吏”免官而已，对“宦”者却不仅是免官，还得罚金和戍边呢？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由前可知，人们之所以肯去“宦皇帝”，只是为了由宿卫或侍从获得进身资格；至于做郎官本身，那是没多大便宜的。执戟宿卫、出充车骑的辛苦不说，其待遇不过“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而已，能否赶上皇帝赏钱进爵、能否获得“知名”的宠遇，那都是没准的事儿。这样看来，对“宦皇帝者”中的任人不善者，若只是免官的话，不就太便宜他们了么？一定得加上罚金和戍边二岁，才能构成与“吏”之“免任”同等力度的惩罚呢。同时我们看到，对“宦”与“非吏”的惩罚是相同的，说明在时人看来，“宦”与“非吏”的待遇相近。
又《二年律令·津关令》：
相国、御史请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不幸死，县道各（？）属所官谨视收敛，毋禁物，以令若丞印封椟，以印章告关，关完封出，勿索。（第48页第500、501简，第207页释文）
我想“宦”字之后应加顿号，“徭使”后逗号应置于“有事关中”之后，即作：“相国、御史请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不幸死”。这样，关外人宦于关中、关外人为吏关中和关外人有事徭使关中，就各为一事了。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中有一段类似排列，可以与此参证：
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为将，令县贷之，辄移其稟县，稟县以减其稟。已稟者，移居县责之。
注释者把“宦者”释为“阉人”，把“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解释为“宦者、都官的吏或都官的一般人员为朝廷办事”[28]这“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的三分法，与《津关令》中的“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非常相似，所不同只在于“都官”和“关外”之别而已。所以《仓律》中的“宦者”是否只是阉人，恐怕还要再行考虑──很有可能，它跟《津关令》中“宦、为吏若徭使”的“宦”，以及跟《置吏律》中“非吏及宦也”的“宦”，是同一个意思。
四、《津关令》所见“中大夫”及“谒者、郎中、执盾、执戟”
第一节曾提出中大夫属“宦皇帝者”之说，第二节又提供了中大夫是“比秩”的情况，算是理由之一；现在就该提供又一个证据了。《二年律令·津关令》：
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置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出，它如律令。御史以闻，请许，及诸乘私马出，马当复入而死亡，自言在县官，县官诊及狱讯审死亡，皆津关，制曰：可。（第49页第504、508简，第207-208页释文。按，以508简接504简，采用的是陈伟先生意见[29]。）
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县道官听，为致告居县，受数而籍书马识物、齿、高，上郎中。即归休、徭使，郎中为传出津关，马死，死所县道官诊上。其诈贸易马及伪诊，皆以诈伪出马令论。其不得□及马老病不可用，自言郎中，郎中案视，为致告关中县道官，卖更买。制曰：可。（第49页第513、514、515简，第208-209页释文）
这两条律文，专门对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以及“郎骑”的买马问题做出规定，而其中的“谒者、郎中、执盾、执戟”，恰好也是《汉书·惠帝纪》里晋爵赏钱的同一些官儿。对于“郎骑”，《注释》说是“充任军骑的郎”；而“中大夫”一职和“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并列，便显示了它也是“宦皇帝者”。中大夫是皇帝的侍从散官，与“吏”相远而与谒者、郎中相近。《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条：“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大夫、谒者、郎官后来同属郎中令，就反映它们性质相类。
在武帝太初元年，中大夫改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其禄秩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大概是考虑到中大夫原先的重要地位──汉朝的各种大夫，如太中大夫、谏大夫、光禄大夫等，应该都是由秦官中大夫衍生出来的。秦有中大夫，又有中大夫令。中大夫之号先秦已经有了，但秦汉中大夫之“中”，同于中郎、郎中之“中”，而有异于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中”[30]。金少英先生云秦代已有了大中大夫及谏议大夫[31]，不足取信。最早的一位太中大夫，大概是汉初的陆贾。一些记载泛言陆贾以太中大夫使南越，但《史记》卷九七《陆贾列传》也说得明明白白：“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这太中大夫是陆贾出使回来才拜了的。我想若加调合的话，不妨推断陆贾的原职是中大夫，因降服尉佗之功而加“太”，“太中大夫”遂为中大夫资深位高者之荣称。又《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后元年五月：“封（吕）则弟大中大夫吕禄。”吕后当权，吕家的人当然得格外尊崇了。
上引《二年律令·津关令》第一条史料中的“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一句，原书的标点和注释存在一些可酌之处。首先，“相国上中大夫书”一句中的“中大夫”，原书无注，但陈伟先生已指出这一“中大夫”应该是“中大夫令”，其说甚是。
其次、《注释》云：“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均属郎中令。”这个“均属郎中令”也是有问题的。按《二年律令·秩律》之中，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均在二千石之秩。可见当时制度中大夫有一令，郎中有一令，各管各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前143年）复为卫尉。”[32]其间详情为何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似是把卫尉和中大夫令两官合并为一；在“复为卫尉”即恢复“卫尉”之名后，“中大夫令”一官就不见了，大概在这时候中大夫才统属于郎中令──后来是光禄勋的。
其三、《津关令》原文中的“中大夫谒者”，应该在“中大夫”和“谒者”之间加顿号，以示其为二官。中大夫是中大夫，谒者是谒者，二者是并列关系，各为一职。请看《津关令》的另一条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1简，第210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2简，第210页释文）
据彭浩先生意见，这些条文的形成时间约在惠帝，至迟不过高后元年（前187年）[33] 。对“鲁中大夫、谒者”，《注释》就将之断为二官，这个做法就合情合理了。中大夫侍从皇帝，难免有“骑从”的时候，谒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都可能有买马的需要[34]。
对《注释》“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均属郎中令”一说，陈伟先生也表示了反对：“据令文的表述，中大夫谒者当属中大夫令。”不过对陈先生的意见，我只能部分地加以赞同。因为照我的看法，不属于“郎中令”的是中大夫和谒者两官；而依陈先生的意见，不属于郎中令的却是谒者一官。陈先生沿袭《津关令》原先的标点，把“中大夫谒者”视为一事，认为中大夫是谒者的长官，所以“中大夫”冠于“谒者”之前。换言之，陈先生认为谒者属于中大夫令，所以不属于郎中令。对《津关令》中的“鲁中大夫、谒者”，陈先生也取消了其间顿号，引为“中大夫谒者”，同于前例。
我没有采取陈伟先生的看法。因为首先，在各种史料中都看不到汉代有“中大夫谒者”这一提法。其次、谒者属于中大夫令，也于史无征。在后来，谒者属于谒者仆射。《汉书·百官公卿表》：“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在汉初之时，谒者也可能属于谒者令。《秩律》有不少谒者令。千石之官中有长信谒者令，六百石官中有长秋谒者令，此外六百石还有中谒者、长秋中谒者、长信谒者，它们都是长官，参看本文第二节所考。对中谒者，《注释》谓：“即中谒者令。少府令属官。《汉书·高后纪》注引如淳曰‘灌婴为中谒者，后常以阉人为之。诸官加中者，多阉人也。’”“后常以阉人为之”和“多阉人也”，就是说中谒者并不完全是阉人，也任用没阉的人。
又，对《津关令》原标点“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陈伟先生对“郎中、执盾、执戟”一项也提出了新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删掉“郎中”之后的顿号，作“郎中执盾、执戟”：“‘中大夫’和‘郎中’显然是前述‘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的上司……对照前后文，显然‘中大夫谒者’为中大夫令部属，‘执盾’、‘执戟’为郎中令部属。”按陈伟先生的理解，“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这五官，就成了谒者、执戟、执盾三官了，中大夫和郎中不见了。
我觉得原先的顿号还是保留为好。查前引《汉书·惠帝纪》：“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可见在汉惠帝的时候，执楯、执戟明明是与中郎、郎中、外郎并列的不同官称，正合于《津关令》“郎中、执盾、执戟”的并列情况。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旁证。《续汉书·百官志四》：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无员，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员十六人，职如谒者。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卫徼循。
众所周知，太子的庶子、舍人和洗马，都是比于天子郎卫的。由上可见，太子洗马比谒者，太子庶子比中郎，太子舍人比郎中；至于“太子中盾”之所比，原文无说，照我看来就是比于“执盾、执戟”的。当然太子之官在员额秩级上都须减于父皇，父皇执盾、执戟两职齐备，太子则只有中盾而已。虽然《续汉志》所述为东汉制度，但这个制度本身却是承于西汉的。卫宏做《汉旧仪》“以载西京旧事”，其中记述庶子、舍人、洗马、中盾的文字，正与《续汉书·百官志四》相类，而且还补述了太子舍人“亡新改名为翼子”、太子庶子“亡新改为中翼子”的情况[35]，可见王莽之前就是如此了。既然中盾与太子庶子、太子舍人是并列着的不同官职，我想这就暗示着执盾、执戟与郎中也曾是并列着的不同官职。所以《津关令》对“郎中、执盾、执戟”的标点无可挑剔，陈伟先生的改动不妨再作斟酌。连类相及，“郎中”既然不便冠于“执盾、执戟”之前，“中大夫”也不便冠于“谒者”之前。“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仍为五职，而非三官。
附带说，劳干先生曾认为，汉无中大夫令，而秦时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既然以“令”为称，那么就应是千石以下官，并且都是卫尉属官[36]。日人米田健志对中大夫令改名卫尉一事有考，但同时承袭了劳干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曾是卫尉属官的说法[37]。可这一点至少不合于汉初的《二年律令·秩律》，《秩律》里面中大夫令、郎中令和卫尉三官都是二千石，并无轩轾。《秩律》这个秩级安排，很有可能是上承秦制。确实有这种可能：在秦史上某个时候，中大夫令、郎中令这些称“令”之官都是千石以下官，但无论如何，并无证据显示中大夫令、郎中令曾是卫尉属官。
五、小结
“宦皇帝者”的问题考察至此，我们感到裘锡圭先生将之释为谒者、郎中是相当地敏锐，尽管其意见仅是根据《新书·等齐》做出的。结合张家山《二年律令》和更多文献，我们已能够推进裘先生的论断。现在看来，“宦皇帝者”是一个特殊概念，特指侍臣内官，包括中大夫、中郎、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等。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中大夫、郎官、谒者和太子舍人，其长官则分别是中大夫令、郎中令、谒者令和太子的家吏（如后来的太子率更令之类）。这四类长官下的“宦皇帝者”类官职，还不限于上揭官名。
当然，“宦皇帝者”还可以用其它方法分类，例如“中从骑”可以为一类，其地位较高，“它内官”为另一类。或者用“知名”与否来分类。汉惠帝只对“宦皇帝”中的“知名者”给予“颂系”的特权，其它的“宦皇帝者”没份儿；秦简《法律答问》把“宦及知于王”者称为“显大夫”、地位同于六百石吏。想来“知名”不仅仅是君主知其姓名而已，一定也有相应的认定程序；否则随便什么人不留神被君主知道了姓甚名谁，就陡然发迹、摇身一变为比六百石吏的“显大夫”，听上去也不怎么合理吧[38]。
但无论如何，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官员系统，他们侍从皇帝，构成一支武装力量，经常被派遣承担各种随机事务[39]，并且是行政官员的重要来源。他们和用禄秩标志身份的“吏”是两大群人。贾谊《新书·等齐》：“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宦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这里提到的三种“法”，第一种大概是针对于卫士[40]；第二种“宦皇帝之法”，就是针对上述诸官的[41]；第三种“事皇帝之法”，则针对于“吏”。对“宦皇帝”者还存在着专门的管理办法，可见这个侍从群体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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