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相关的士人群体之特性，也经常在讨论之中。学界普遍注意到，北宋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作为具有学养的文职官僚、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精英，其身份属性、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前代[2]。这种“不同”的产生，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历程。本文希望聚焦于迄今研究尚嫌不足的十世纪前中期，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人群变化之一端，争取对其演进脉络有所梳理[3]。
与上述议题相联系的，是论者经常提及的唐末至宋初之文武关系问题[4]。应该看到，一方面，所谓“文”“武”，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在当时，既有双方关系的空前紧张，又有彼此接触之频密直接，有彼此之间更多的沟通机会。另一方面，在“文”“武”群体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存在着摩擦与调适。不注意这些关系的丰富与复杂性，即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失误。
一、重“流品”与抑“浮薄”
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5]。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6]为特征的“衣冠之士”[7]，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一）
十世纪前期，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已经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8]。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9]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10]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11]，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12]、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13]；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14]；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15]；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16]……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17]；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18]。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19]。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20]，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21]；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22]。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干才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二）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三月，“朝廷宿望”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之相职被罢。事情的直接起因在于，操持重柄的朱温“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23]
裴枢强调“将吏”与“清流”区别的作法，激起朱温的强烈不满。《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载有是年四月癸巳针对此事的一份诏书：
敕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俸禄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只考本朝：太宗皇帝遗诏，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文列武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凡百臣僚，宜体朕怀。”
诏书之后又有这样一段说明：
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
这段说明有其不确切处。裴枢对于张廷范的抵制，主要不在于其“非乐卿之才”，而在于他不属“清流”。同为《旧唐书》，《裴枢传》中所载朱温“切齿含怒”的一番话，也是指责裴枢说：“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
这篇指斥“浮薄”的诏书，出自亦属“衣冠流品”的宰相柳璨之手[24]。柳璨任相后，为同列之裴枢、独孤损、崔远等“宿素名德”所轻，因而“深蓄怨”[25]。该诏书可以说是对于士大夫“清流”势力的一次清算。它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这种说法，在点破了一个重要事实--“朝廷宿望”集体性的被清算，背后存在着自关陇集团破坏以来文武矛盾酿就的严重问题[26]--之同时，也刻意掩饰着另外一些事实：例如朱温清除异议障碍的篡国企图；例如此次对于衣冠之士的翦除，事实上与文人之间的种种积怨有关。
是年五月，出现星变。柳璨“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馀人”[27]，且言于朱温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28]；被朱温称作“张夫子”、倚为“谋府”的张策，因当年出家归俗、数就贡籍而被知举官赵崇所抑，亦“极力媒蘖”[29]；曾经屡举不第的朱温谋士李振也建议说：“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30]于是，不但裴枢、独孤损、崔远三人与陆扆、王溥等相继外贬，“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31]六月戊子，遂有白马之祸：
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32]
“白马驿事件”的建议人与决策者之泄愤、打击的对象虽非完全一致[33]，但事件的直接目标，显然是针对“衣冠清流”的。事件中罹难的主要人物，都是昭宗时期的唐廷重臣。尽管“唐自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34]，但直至白马驿事件，才算是残忍而明确地宣判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
“白马之祸”之所以在时人心目中以及后世议论中留下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不仅在于杀戮本身的惨酷，更在于继之以将“衣冠清流”之尸投入黄河之浊流。正是这一“清”一“浊”，彰显出这件事的深层次意义所在。《旧五代史》卷十八《李振传》中说：
天祐中，宰相柳璨希太祖（按指朱温）旨，谮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
在事变面前，李振等人不仅全无物伤其类的悲哀，甚且落井下石。一些“书生”成为整肃“清流”事件的直接推动者[35]；而一向鄙薄敌视“清流”的朱温，实际上也是“家世为儒”的书生后代[36]。这使我们注意到当时“流品”“清浊”问题影响之广及其严重程度。
这场“清流”之祸，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柳、李、张等个别人物[37]。白马驿事件的导因，从字面上看，起自当时的权势者对于“浮薄”风气的憎恨。除指责裴枢等人“浮薄”之外，朱温也曾斥骂赵崇为“轻薄团头”[38]。在唐代，“浮薄”一词的高频率出现，是在词科取士兴盛之后。彼时所谓“浮薄”，多是相对于经术笃厚学风而言，指词科进身者艺业的华而不实[3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礼法旧门”对于“词科新贵”的轻蔑[40]；而唐末裴枢、赵崇等人所抑制的，是急于晋身的“浮薄”；至于朱温、李振等人以及天祐诏书中的“浮薄”之说，尽管利用了这一习见词语，却将其与“衣冠”“清流”直接联系在一起[41]，流露出社会上的新起势力对于名流士大夫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仇视。词义的变迁背后，事实上寓含着深刻的社会变迁之轨迹[42]。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
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43]
白马驿事件的意义，与其说是使唐室重臣受到斩尽杀绝式的打击，不如说是一次时代鼎革的警示。正是这种“梁有禅代之谋”，而“衣冠自相残害”的状况，迫使当时的许多士人避世不出[44]。欧阳修在所作《唐六臣传》中开篇即慨叹道：“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一个是“笑而从之”，一个是“可为流涕”，如此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对比，背后透露出来的，是煌煌大唐穷途末路之时士大夫们的无奈。
二、“崇尚”与“荡涤”
（一）
即便在唐末五代最为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下，担当着各个层次统治权力的职业军将们，事实上都不能无视诸雄对峙的压力以及政权运作的需求，都不曾全然排拒文人们作为治事参谋、行政助手的作用。而不同背景、不同资质的文人，各居其位，充当着不同的政治角色。
开平元年（907）五月，后梁建立之初，朱温组建的执政班子是：以唐朝旧臣张文蔚、杨涉、薛贻矩为宰相[45]，而由“预帷幄之谋”的近臣敬翔担任掌领机要的崇政院使。易代之际的这批宰相，张文蔚父张裼“朝望既高，号为流品”[46]，他本人“以文行知名”，“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杨涉出“唐名家，世守礼法”；薛贻矩“名家子，擢进士第”[47]。其后任相的张策、赵光逢、杜晓，都是“衣冠子弟”，两三辈唐室重臣[48]。这些人无疑仍然属于“清流”之绪馀，他们对于制度的熟悉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利于新朝统治的稳定。但是，这批人物，其活动形象树立于前朝，在时人心目中难遽割断他们与前朝的关联，创业君主对他们也并不放心：
时全忠恐唐室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访群情，疑贰之间，及祸者甚众[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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