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19 《历史研究》 万 明 参加讨论
（15）J. A. Pope，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Second Edition，Sotheby Parke Bernet，London and New Jersey，1981；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16）邹后曦、杨晓刚报道，见柳定祥主编：《中国三峡建设年鉴2001》，宜昌：中国三峡建设年鉴社，2001年。 （17）何志国：《试论窖藏明代年号款青花瓷器的年代和窑口》，《四川文物》2000年第6期。 （18）曹昭撰，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论》卷7《古饶器》：“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下册，第25页）曹昭《格古要论》成书于洪武二十年（1387），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书成于天顺三年（1459），此段没有新增文字，系据曹昭旧本。 （19）刘新园等：《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 （20）田艺蘅：《留青日札》卷6《留留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1274-1275页。 （21）王世贞：《觚不觚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7页。 （22）张应文：《清秘藏》卷上，《美术丛书》初集第八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6年，第198-199页。 （23）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3-84页。 （24）乾隆《浮梁县志》卷5上。 （25）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4页。 （26）特别是福建漳州窑，有大量的出口青花瓷，主要见福建省博物馆编：《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7）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92页。 （28）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李锡经、高喜美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47页。 （29）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1-282页。 （30）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2页） （31）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1959, p.181. （32）朱莉叶·艾莫森：《中国外销瓷的标志--青花瓷及其对亚洲的影响》，《南方文物》2000年第4期；青柳洋子：《东南亚发掘的中国外销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33）甘淑美：《西班牙的漳州窑贸易》，张玉洁译，《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 （34）J. M.艾迪斯：《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曹今予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 （35）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1959, p.32. （36）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p.27. （37）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Copenhagen: Danish Science Press, 1958, pp. 112-113 （38）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pp 181-182. （39）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第66-67页。 （40）向玉婷：《秘鲁收藏的中国外销瓷及其影响研究》，《收藏家》2009年第7期。 （41）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42）Laura Valerrie Esterhusizen, “History Written in Porcelain Sherds-The San Joao and San Bento-Two 16[th]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TAOCI, no. 2,2001. （43）Sten Sjostrand, “The Xuande Wreck Ceramics,” Oriental Art, vol. 43, no. 2, 1997. （44）Laura Valerrie Esterhusizen, “History Written in Porcelain Sherds-The San Joao and San Bento-Two 16[th]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45）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西班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 （46）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47）C. R.奎尔马兹：《从北美太平洋沿岸发掘的中国瓷器》，郝镇华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1983年第3辑。 （48）Jean Paul Desroches and Albert Giordan, eds., The Treasure of San Diego, Paris: AFAA and ELF, 1996. （49）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第319页。 （50）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第40-41页。 （51）C.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 Museum, 1982. （52）黄时鉴先生在介绍20世纪80年代荷兰人哈契尔在南中国海打捞沉船时提到：“在哈契尔以前，从70年代末起，已对两艘沉船进行打捞：一艘是’维特·利乌号‘（Witte Leeuw），1613年沉于圣海伦娜港（St. Helena）；另一艘是’班达号‘（Banda），1615年沉于毛里求斯（Mauritius）海岸”。见《从海底射出的中国瓷器之光--哈契尔的两次打捞沉船业绩》，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77页。前船一般译为“白狮号”。 （53）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 （54）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 （55）Maria Antonia Pinto de Matos, “The Portuguese Trade,” Oriental Art, vol. 45, no. 1, 1999, p. 22. （56）Gaspar Correa, Lendas da India, Lisbo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 1858, vol. 1, pp. 100-101. （57）Luis Keil, Jorge Alvares, o Primeiro Português que foi à China（1513），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0, p. 28. （58）参见万明：《明朝对澳门政策的确定》，《中西初识》（《中外关系史论丛》第6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59）文德泉：《中葡贸易中的瓷器》，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207-215页。 （60）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三》，明嘉靖刻本；万明：《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61）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6，1939年据旧钞本影印，下册，第4页；道光《浮梁县志》卷13《汪柏传》，道光三年刻本十二年补刻本，第39-40页。关于汪柏涉及澳门史事，参见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第4章《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7-92页。 （62）斯莱特：《纹章插图百科》，王心洁等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63）J. H.萨拉伊瓦：《葡萄牙简史》，李均报、王全礼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34页。 （64）J. H萨拉伊瓦：《葡萄牙简史》，第139页。 （65）斯莱特：《纹章插图百科》，第204-205页。 （66）Jean-paul Desroches et al.,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Museum of Anastacio Goncalves,Lisbon, trans. Clive E. Gilbert and Peter Ingham, London: Philip Wilson, 1996, p. 26.参见文德泉：《中葡贸易中的瓷器》，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金国平、吴志良：《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67）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orto: VOC Antiguidades, LDA, 2011.承蒙葡萄牙迪亚士先生惠赠此书，谨此致谢。 （68）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 31. （69）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 32. （70）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 79. （71）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22. （72）陈志亮：《陶瓷文物保存修复》上，《广东档案》2009年第5期，第25-26页。 （73）姚澄清、孙敬民、姚连红：《试谈广昌纪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盘》，《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 （74）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rade, p.61. （75）黄薇、黄清华：《广东台山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土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7年第5期。 （76）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p. 129. （77）16世纪全球化开端时期，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青花瓷外销的影响不可估计过高。众所周知，18世纪是“中国风”风靡整个欧洲的世纪，中国瓷器文化对于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进入一个新的高潮。需要说明的是，自16世纪，迄今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耶稣会士笔下的明代中国，毫无疑问，16世纪的中国形象与耶稣会士的书写有着密切关联。然而，耶稣会士所描述的，是通过他们的观察所述说的感受，只有放到其论述产生的大环境中去考虑才有合理性。而中西物质文化的交流在16世纪中西直接接触中发生，葡萄牙人史无前例地将中国独步世界的商品瓷推向了世界，最早将青花瓷直接西传到欧洲，而欧洲人通过由葡萄牙人传入的精美青花瓷首先认识了中国。由此，青花瓷前所未有地扩大了销售范围。中国贸易物品直接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可以使那里的人们直接感观，没有中间层次，纯粹作为贸易品投入欧洲和世界市场，进入社会消费层，直接引发文明的交融，甚至经济与社会变迁。文明的成长，是在中西文明更大规模的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扩展中实现的。在西方，瓷器和中国都以China表示，中国不仅被西方人称为“丝国”，也理所当然地被西方人称为“瓷国”的历史，可以说在16世纪正式开端了。 （78）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vol. 2, p. 216.实际上，当时葡萄牙所谓仿造的瓷器，应为陶器。 （79）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vol.2, p.217. （80）斯莱特：《纹章插图百科》，第85页。 （81）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p. 42-43, （82）王利荣：《墨西哥的陶瓷文化及特点》，《国外建材科技》2004年第3期。 （83）玛利亚·米兰达等：《葡萄牙美术史》，陈用仪、姚越秀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62、114-115页。 （84）玛利亚·米兰达等：《葡萄牙美术史》，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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