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50年的事了。1936年的暑季，我从广西大瑶山调查回到家乡，在江苏省吴江县境内的一个村子里作了一次短期的社会调查。调查后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江村经济》。江村是我替这个村子取的学名。1957年我又到江村调查了一次。自1981年以来的这几年里，我多次去江村访问，同时指导我的学生蹲在村里做观察与研究。我亲自看到这个村子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巨大变化。江村的变化总的说来反映了全国农村所走过的道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先进模式。
江村坐落在太湖东岸，地处长江三角洲。这一地区自古是为人赞道的“人间天堂”。肥沃的土地，温湿的气候，适宜于培植高产水稻。因而在以农立国的时代，经济上比较发达，加上沟渠纵横，水上运输便利，市集兴旺，使其成为国内少有的富庶之区。然而在本世纪30年代我初访江村时，“天堂”之誉早已名不副实。和当时全国的农村一样，江村的大多数农民正在饥饿线上挣扎，以致我在那本《江村经济》的结语里不得不惊呼“饥饿是中国问题的结症”。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正说明了，即便如江村那样天赋独厚的地区，在封建土地制度下，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何况近百年帝国主义的压迫，农民的日子那时还正在一步步陷入了贫困的深渊。
这个地区在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现在除了一些怀古性的传说以外，已无可考。但分析50年前抗日战争前夕的江村经济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这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多地少。农民并不能靠种植业来取得所需的全部生活资料。他们懂得除了种植水稻来取得日常所需的粮食外，还必须从事多种多样的副业，特别是家庭手工业，在这地区主要是蚕丝业，来换取其他的日用必需品。这样形成了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家庭经济结构。从而使得这个鱼米丝绸之乡有能力维持比其他地区高出几倍的人口，而保持其相当一段时期的繁荣和稳定。
中国农村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自然经济衰败的历史。从这个地区来说，经济衰败的起点就在于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原先在国际市场上占着重要地位的中国生丝，自20年代开始由于技术的相形落后而日居劣势。一跌再跌的丝价和外来纺织品的大量输入，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蚕丝业，瓦解了农工相辅的家庭经济结构。
作为农民收入重要来源之一的家庭手工业的破产，使原来生活上还能过得去的农民陷入穷困。饥饿迫使他们出卖惟一赖以生存的土地，完全跌入封建剥削的陷阱。土地权大量集中到地主手里，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经济的崩溃。
据土改工作组在1951年对江村的50户调查，在1948年，住城和本村的地主占有土地297.7亩，而农民自有土地仅173亩，只占37％。其中的46户贫苦农民中，有30户耕种地主的租田，有17户“吃生米”，即借利息高达100％的高利贷，有23户靠典当度日，有9户的男子和妇女外出做长工和帮佣，曾被逼租挨打受体罚的有10人。从该村所在的吴江县来看，据该县档案馆的资料统计，人口占9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占有40％的土地，而剥削阶级占有的土地为60％。缺田少地的农民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把收成的37％到66％作为租米交纳给地主。
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常常把农民逼到走投无路，倾家荡产。据不完全统计，自抗战到解放的十余年间，该县震泽区的总人口不过3万，而竟有1857个农民因无力交租被投入监狱，其中45名被逼致死。农民卖田3223亩，卖房229间，卖羊10500只，卖船40条，卖衣物1002件，卖家具38件。被地主恶霸霸占的农妇有47名。这种悲惨状况在日本侵占时期和其后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一直在恶性发展，最后经过了40年代末的人民解放战争才告结束。
1949年江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了解放。江村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经济上的翻身是从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开始的。在1951年元旦前后进行的土地改革中，江村有94％的农户分进了土地。吴江全县原来被地主占有的39.2万余亩耕田全部回到了贫苦农民的手中。
这次土地改革不仅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土地归回劳动者所有，而且在政治上剥夺了剥削者的权利，真正实现了农民当家作主。在短短数月内，江村农民摧毁了官僚、土匪、恶霸、地主四位一体的基层反动势力。农民则在斗争中巩固和壮大了自己的组织，全县农民协会（农会）拥有98012名会员，占全县43万农村人口的23％，其中4071名贫苦农民在普选中当选为各级基层政权的干部，还有农民武装、民兵18278人。
以土地还家、政治民主为中心的这项社会的巨大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在当时的一份土改总结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土改后，贫苦农民得田后生产情绪非常高涨，非常积极，除分得一部分生产资料外，还大量修整、购买工具，据不完全的统计，土改后第一年内，全县买进耕牛8605头，船625条，水车、牛车、风车共1933部，犁耙铁锄等主要农具19422件。为争取丰收而积极积肥，全县罱河泥普遍比往年多。农民购买豆饼187076斤，肥田粉50192斤，增植桑亩1037297株，购鱼秧4597斤。为保证丰收而积极开渠疏河修圩，全县修补险圩900余个，疏通与新开河渠580余条。参加治螟人数在20余万以上，使50万至60万亩稻田少受虫害。农村到处洋溢着翻身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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