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上，汉学家们不太注重理论建构，但他们却擅长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详细的考察与论证，如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⑩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改称《唐代的外来文明》）、（11）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等，（12）都是这方面的名著。但是，“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13）而全球史史学家则习惯于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与关联，把“全球视野”与“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14）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汉学家们大多精通多种语言文字，尤其是汉语，甚至藏语、梵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等运用甚少或是已经不用的“死文字”，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将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来观察中国历史，尤其是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大量中国文献与文物的出土与发现，如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汉简、碑刻、档案、图像、域外汉籍等，更是为汉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料。而全球史史学家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跨学科、跨地域和横向联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研究资料的选取上，全球史史学家既注重从中国的历史文献入手，又注重发掘其他语言文字中的相关记载，从横向比较与互证分析中发现它们的关联性。如麦克尼尔在撰写《瘟疫与人》时，“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将公元前243年直到1911年的资料“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并“结合黑死病时代及其此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由此考察“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5）
第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侧重点上，汉学家们大多从“中国中心论”的角度出发，习惯于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叙事单位来进行论述，重视从中国历史与文化自身发展的状况来进行研究，虽然他们对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或碰撞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对那些超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交流与互动却重视不够。在实际研究中，注重细节描述和具体历史事件的实证研究，与中国传统学术中注重名物、训诂与考据之学有某些相通与类似之处，这样就使得历史研究变成一堆碎片式的累积。全球史史学家则从跨文化互动的独特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相互交往体系与网络当中，进行一种鸟瞰式的全景描述。如威廉·麦克尼尔与约翰·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就认为：“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16）他们正是将中国历史置于其所编织的这张“人类之网”中来进行考察的。又如滨下武志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中也考察了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网络”，如“海上网络”、“通商口岸网络”、“海外金融网络”以及交错的“印度网络”与“华人网络”等。（17）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非常关注中西交流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从中找寻出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蛛丝马迹。如夏德的《中国与罗马东部》（中译本改称《大秦国全录》）、（18）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古代到1800年的双方关系概述》、（19）梯加特的《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20）让-诺埃尔·罗伯特的《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等。（21）这些论著已经突破传统汉学研究的观念与范畴，具有一种独特的“世界性”视野。例如梯加特的研究视野十分开阔，他在做了大量分析、比较之后发现：“在罗马帝国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东境经常遭受蛮族的进攻、骚扰，而这类‘侵扰’，以及罗马帝国主动发起和被动接受的诸多战争，又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对西域地方的经营及政局变化的影响。”（22）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年前东西方世界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往体系”。（23）这样一些研究已经与后来出现的“全球史”研究有某种相似之处。
三、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如何引进和运用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有学者就呼吁“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国”。（24）事实上，“全球史观的兴起也影响着当前中国史学的路向”。（25）近年来，有些中国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涉及众多领域，如基础领域有全球史观下对中国史教学、中国史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反思；还有学者对“全球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的相关领域进行了思考，如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国教育史研究，等等。此外，在中国史研究中，运用和借鉴“全球史观”来开展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有成果问世。因此，在当今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之下，全球史如果缺乏中国史就是不完整的，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也迫切需要了解和引进全球史。
在中国史研究中，虽然“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几乎没有市场，但我们也要反对和警惕狭隘的“中国中心观”的膨胀。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持续高涨的“李约瑟热”，到热捧美国学者柯文撰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26）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具体到中国史的研究中，通常也会在不经意间贯彻这种历史观。如过分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在东亚文明中的中心地位，陶醉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发明创造和在世界史上的领先地位，动辄就以“我们古已有之”来回应世界新生事物和新兴潮流的诞生与出现，而忽视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响，结果导致盲目排外与妄自尊大情结在社会上时有泛滥。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的感觉。所以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中心论’也不对”。（27）
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狭隘历史观。我们只有在历史研究中，将中国史真正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其他地区历史进程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也才能更正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史研究中，向来有重材料、轻方法的倾向，并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曾主张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运用多种多样的语言研究问题，努力发掘新的史料，将研究视野从中国拓展到“四裔”乃至世界。但是，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似乎早已被淡忘了。我们在强调中国史研究中引进全球史，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中国史的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注入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的中国史研究。
有的学者担心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是否还有意义？（28）其实大可不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区--国别史的藩篱，也不能继续作为地区--国别史的堆积。但迄今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层级、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单位，仍然应当是‘国家’（nation-state，包括多民族的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29）“全球史学不能完全代替旧的国别史，但它的确丰富了传统世界史的视角和方法，扩展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使我们注意到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技术转移、环境变迁、文化宗教和思想的传播、经济的波动等等对全球历史的影响和意义。”（30）这样一些问题也正是在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开拓和挖掘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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