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薛小林，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一
皇权时代君臣关系的内涵多样且复杂，对此问题学者一般取“君尊臣卑”的研究路径，从制度设置、日常政治实践、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入手，考察在皇帝制度的框架下，整个民族如何以无意识的“共谋”将君主抬高到至尊神圣的地位，将臣下贬抑到卑贱、甚至带有原罪的位置①。这个取向的研究自有其道理和价值，揭示了皇权时代君臣关系的主要内涵，但是，君尊臣卑无法涵盖君臣关系的全部内涵。最近的研究趋势逐渐转向关注君臣之间“礼”的层面，特别是皇帝对大臣的礼敬，如君臣“坐而议事”之制、皇帝礼遇宰相的规矩、问疾吊丧之礼，等等②。甘怀真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专制论”提出质疑，认为传统中国权力运作的根本原理不是“主权”而是“礼”，皇帝和大臣均处在一个由“礼”编织的“名分”结构中，守礼是维持整个政治社会秩序的关键。“礼”和“名分”渊源自民族的古老文化源头，在皇帝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皇帝亦从来不曾宣称是这个秩序与结构的创造者，而只是宣告者、执行者和仲裁者③。此外学者也注意到，两汉之际在帝国的官员中，长官僚佐之间、旧君故吏之间形成某种“君臣关系”。严格说来，秦汉之后“君臣关系”中的“君”只是指皇帝，而两汉之际在“臣”的集团中分化形成某种模拟君臣关系的关系，只是臣僚之间关系类型的复杂化，不是严格意义的君臣关系，但臣僚之间这种“类君臣关系”的形成，对皇帝与臣子之间的“君臣关系”必定会造成某种冲击，严重者甚至会危及国家存亡。东汉末年臣僚之间的君臣关系无疑促成了军阀割据、多个“主公”并存局面的形成。
本研究以“壅蔽”与“防壅蔽”为切入点讨论秦汉时期的君臣关系，考察的主题虽然也是君臣关系，却与上述君臣关系的主要研究路径不同。本文关注的是君臣关系中比较黑暗、紧张的一面，在“壅蔽”与“防壅蔽”的语境下，并不涉及君臣之间的尊卑或者礼敬，君与臣是一场权力游戏的竞争对手，他们在这场权力竞争中拥有各自的优势资源，当然也有各自的弱点，君主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并不必然占据优势。概括来说，“壅蔽”与“防壅蔽”主要是君臣围绕信息控制的斗争：“壅蔽”是臣对君，皇帝乃孤家寡人，深居九重，只能依靠官僚机构实现对庞大帝国的统治和管理，臣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权臣出于某种政治野心，会极力控制信息渠道以阻碍或操控皇帝的信息获取，皇帝的信息渠道被堵塞或控制的状况就被称为“壅蔽”；“防壅蔽”是君对臣，如果皇帝不能获得真实全面的信息，或者获知的信息是经过某些臣僚选择过滤甚至伪造的，则意味着皇权受到侵犯和挑战，甚至帝位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皇帝必须开拓多种信息通道，防止壅蔽，这属于韩非所论“术”的范畴。
君臣之间“壅蔽”与“防壅蔽”的论述可能会改变“君尊臣卑”论述的绝对性，在这里君臣可以互相算计，在这个战场上双方是对等的，斗争失败被壅蔽而丧权失位的君主不在少数；亦可能改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述的温情感和一体感，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正面和积极因素缺失的层面。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益与算计关系，“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④，“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⑤。这种认识当然是片面的，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一面。君臣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决定了君臣关系同样的复杂和多样。但更关键的可能是，君臣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权力会扭曲人的本性，或许韩非的片面更为关键，“壅蔽”与“防壅蔽”的观察角度更能凸显君臣关系的特质。
君臣之间“壅蔽”与“防壅蔽”这种带有紧张对立意味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其酝酿于社会政治体制转型的春秋战国，伴随着秦汉皇帝-官僚制度的确立而形成。西周之制融封建与宗法于一体，通过层层分封土地人口形成多重封君与封臣关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君臣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和血缘因素无法抽离。“血缘”在那个时期含有较今远为复杂和神圣的意味，政治深深弥散于原始亲缘共同体的习俗和传统之中，个人最重要的存在是作为人神共同体之血族成员的存在⑥，血缘密切联系着活着的族人，也结合着先祖和子孙，具有非常神圣的宗教意味。那个时代最高最大的主题就是宗族和血缘，难怪乎宗庙是最重要最神圣的场所，重要的典礼及政治军事活动均要在宗庙中举行。杨宽指出：“宗主不仅是宗族之长，而且是政治上的君主和军事上的统帅。这样在宗庙举行典礼和请示报告，无非表示听命于祖先，尊敬祖先，并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得到神力的支持。其目的，就在于借此巩固宗族的团结，巩固君臣的关系，统一贵族的行动，从而加强贵族的战斗力量和统治力量。”⑦可以说周代的君臣关系贯穿着血族主义的团结精神。其次，君主与贵族之间地位身份并非悬隔。贵族世官⑧，君主权力受到贵族极大的制约，君臣关系的原理和规范迥异于后世。复次，城邦时代国小民寡，君主并不神秘，不是遥不可及的，君主与贵族，甚至与国人，有非常多的机会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沟通，这种交流通过各种“礼”来实现。君臣关系的确立，需要通过“策名委质”来实现，这是一种非常具体化，讲求君臣之间情感和私人关系的礼，君主不是通过一次性的礼与整个臣僚阶层确定关系，而是通过与一个个具体的臣单独地结成关系。城邦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事务也并不复杂，君主并非身居九重，那时的君臣关系并没有给“壅蔽”与“防壅蔽”留下多大空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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