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预防海潮灾害，降低受灾损失，修筑捍海堤坝是一项重要措施。如雍正朝曾调拨大量人力和财力，修筑了著名的江南捍海石塘，有效保护了上海、太仓、常熟、杭州等地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仅中央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组织民力修筑海堤，如福建省就主修了石堤500里左右。
平时积极储备粮食，是应对海潮灾害的又一项重要手段。常平仓是官办的备荒、救荒机构，从顺治朝中期起，各州县即已设立。清政府规定，大的州县额定存粮1万石，中等州县8千石，小州县6千石。该仓主要供给本地赈贷，有时也奉旨出省协济灾区。
三、社会救助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是清代社会应对海潮灾害的主要体系。社会救助主要是指参与政府管理下的灾后救助和灾害预防。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受灾地区的社会各界多能积极投入到救灾中去，或捐资捐物，或提供场地，为救助灾民贡献力量，尽量把灾害减小到最低程度。
遭遇潮灾后，民间士绅多能积极捐赈。宣统元年安东受灾后，当地富商和地方绅士响应政府号召，捐资救助。史载，逃过劫难的灾民，虽得以避难于高埠之地，但人数“累千盈万”，只得“露宿风餐”，非常可怜。知县陈艺带头捐献养廉银，并倡议社会各界救助。安东商会积极响应，“开办急赈”，从六月十三日到二十日，共放赈大洋1694元。另外，商会还购买了大米、木柴、器具等，并负责雇用人夫。除捐款捐物外，红十字会、商会和仁义的富商还捐出庐舍或者厂房，作为安置灾民的场所。如“八道沟红十字会前建之防疫隔离所，定为男子收容所，由红十字会及商会与富商捐舍饼粥三日。此外东坎子、德政大号等丝厂共三十家，房屋坚固，地基较高，难民避居该丝厂者，有男女二千六百余人”。
在修筑沿海堤坝时，官员、商会和地方绅士也踊跃筹款捐资。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闰七月，福建漳州地方突遭特大海潮，海堤溃坝，受灾严重。布政司金培生、知府魏荔彤、知县汪绅文等都积极捐款修堤。很多地方好义之士也出钱出力，协助官府进行灾后建设。
储备粮食是应对灾害的重要措施，除了政府设置的常平仓，民间还建有社仓和义仓。社仓多设于乡村，主要是出借仓粮，灾年减息，以达到“天下之民相生相养”的救荒目的。其仓粮主要靠自愿捐输，所捐数量听民自便，不拘多少，但对捐输者有一定奖励。义仓则多设于市镇，作用与常平仓相同，用于赈粜（tiào，卖米）。出粜时要发放票据，贫民凭票买米，减价多少，需报官批准。鸦片战争后，由于政府日趋腐败、战争支出造成财政空虚等原因，清政府用于赈灾的力量持续削弱，社区自保、宗族自救逐渐成为社会中主要的救助形式，义仓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之，清政府在救灾中担当了领导角色，发挥了主导作用；地方社会各界也多能积极参与，出资出力，为降低海潮危害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对于防御海潮等来势突然、危害巨大的自然灾害而言，灾害预报才是最重要的措施，但囿于时代所限，有清一代对海潮灾害的预报工作一直缺失。虽然我们在《澎湖厅志》中发现了关于预报的记载：“凡虎井海面有磷火往来、岛上蜈蚣草叶忽变白、屋内油虫乱飞、海吼闻数十里，皆风雨之征。或日久旱而海吼，主大风雨”，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并没有相应的海潮预报机制。而且，对于海潮等突发性灾害，清政府虽有相应的赈济手段，但在封建体制下，仍存在很多流弊，从而影响了赈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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