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不认同宋代程朱学对知识的看法。根据程朱学的认识论，万物都是可知的。但王阳明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幼稚。他对程朱学进行了修改，将万物缩小到可知世界，这样可以使人的认知趋于一致，所有的原理最终都能站得住脚。王阳明写道：“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13）
对于王阳明及其追随者来说，万物本身都是平凡无奇的。在市场推高人工制品价值的时候，他们却降低了事物的价值。王阳明又从万物转向了人心，这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世俗者和物品商品化对明代知识界的侵蚀。像王阳明这样的正统主义者仍然在寻求智慧，但他们不再从庸俗的鉴赏家所生活的充满物质和财富的世界中寻找真理了。（14）
在1550年到1650年的白银时代，中国经济经历了大规模的货币化。另一方面，人们也表现出了对商品的渴望。晚明的商业扩张就建立在这两点之上。例如，在明朝政府以征收现金取代乡村和城镇的丁税后，皇室及其官僚机构失去了对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控制。之前，绝大部分人靠庞大的农业经济而生。但在王阳明时代，传统谋生方式受到动摇，当时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进行着省内贸易、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国内外贸易网络联结在了一起。（15）
内部贸易（城镇与乡村之间）和外部贸易（省与省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刺激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了商旅活动和资源流转。从中世纪晚期开始，为了获得税收，帝国航运业修建了不少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大运河、桥梁和道路。这个航运系统将中国北方和黄河同长三角联结起来。自中古时期开始，长三角地区就是帝国的粮仓。长江还将长三角和长江中上游地区联结在了一起。（16）
1400年后，这些基础设施在国内推动了一场棉花生产和棉花制衣的革命。到1600年，几乎所有中国百姓在冬天穿的都是棉质衣服，而不是宋代的麻制衣服。长江下游地区是帝国的粮仓，也是王阳明的家乡。在那里，作物的种类变得越来越多，人们重视植棉和养蚕，复杂的稻米移植技术也从长江中游逐渐传到这一地区。糖和其他经济作物成为商品，用以交换其他地区过剩的谷物。长三角地区是手工业中心，这种贸易可以弥补该地区的稻米不足。（17）
一些城镇用培育经济作物（如棉和丝）取代稻米种植。在山东和河南，北方的雇农也会种植棉花，这些棉花被运往长三角地区，供应当地的纺织业。从很早以前，南方就可以一年收两季粮食，夏天种稻米，冬天种小麦，这种情况在南方比较普遍。在商业化的背景下，人们生产棉花和丝，用多轴纺车进行纺织。这种纺车需要多个操作步骤，这就带来了劳动分工。例如，长三角地区的商品生产从明代早期的传统家庭手工业发展成为使用机械的家庭作坊。（18）
丝绸市场、棉花市场和稻米市场促进了村镇经济的商业化，也促进了农村地区与城镇和城市之间的贸易。从1500年到1800年，耕地面积有所增加。改良的种子、作物轮作和刚从新世界传入的经济作物（如玉米，花生和甘薯）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商业化的手工艺品生产表明，农村经济的变化也相应地改变了两性社会关系。城市中心区和与乡村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存在着差异，这就使农民要依赖市场的力量和中间商。（19）
笼统地讲，直到明代，中国尚处于“男耕女织”的状态。妇女用家庭织机进行丝绸生产，这包括纺、织和养蚕。但到16世纪，随着税收的货币化，南方地区的男性和女性开始平等地从事农业劳动。养蚕从一个区域性家庭工业变成一种跨区域性生产，这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性别分工。在城市或城郊的家庭作坊里，男性也开始从事纺织。与此同时，农村妇女仍旧在为纺织生产蚕茧。（20）
对于高端消费者来说，明代的丝绵生产体现了一种商品化的市场。蒂姆·布鲁克（Tim Brook）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结构与市场结构密不可分。”时尚妇女，无论是正室夫人还是名妓，都非常喜欢苏州刺绣或湖州锦缎。这些东西使她们既显得端庄稳重，又显得气质高雅。侍女和小妾很快便会效仿她们主人的品位。大部分明代上流社会人士既不会理会他人对奢华生活的警告，也不会遵从王阳明提倡的道德教化，他们传播着奢侈之风。正统主义者批评文人收集古玩，也批评他们的妻子、家人对丝绸、毛皮的钟爱。（21）
在帝国晚期，王朝对农村地区直接控制力的下降使中产化的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在政府的保护下，长三角及其他地区的士绅和商人通过地租和商号牟取暴利。这使得他们可以用多种方式获得地方权力。随着国家影响力的减弱，绅士的慈善活动和文人医生（literati physicians）掌握了地方上的公共卫生。这些精英还将经济实力和社会权力转化成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使绅商子弟能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又使这一阶层垄断了帝国的行政职位。（22）
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国际贸易也在增长。例如，在16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香料贸易翻了一番，从该地区进口的硬木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木料主要用于制作家具，修建宫殿和寺庙。明清两代的中国向中亚地区出口茶叶，同时进口马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国内市场的棉织品使中国人获利颇丰。除此之外，他们还是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出口商，出口的货物包括制成品、茶叶、丝绸和陶瓷。劳动力过剩和低运营成本使中国产品一直拥有价格优势。高效率农业也让食品价格一直处于低位。（23）
明代初期的瓷器主要供应国内市场，这些瓷器大部分来自浙江（龙泉）、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和江西（景德镇）。政府和文人是瓷器的主要消费者，商人将瓷窑与这些买家联系在一起。贸易商将国际市场的要求告诉国内的生产者。明代后期，中国的瓷器出口到了日本、东南亚和南亚。17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经销了600万件瓷器，但这只占到中国出口瓷器的16%左右。宜兴和景德镇的陶瓷厂地处内陆，那里的产品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河流和湖泊运往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福州、广州。之后再运往海外，进入印度洋贸易和伊斯兰市场。泉州出口了大量德化白瓷，这些瓷器在17世纪的欧洲盛极一时。（24）
例如，景德镇最大的陶瓷厂按照国家通行的模式经营，即官督商办。这些工厂拥有成百上千名工匠，他们生产“墨海默德蓝”（Mohammedan blue）和著名的“明五彩”。帝国的品位和文人的鉴赏力使技术问题变成了一场关于陶瓷美学的讨论。随着明朝的崩溃，官方购买的数量有所减少。但直到1800年，景德镇仍是国内外主要的陶瓷器生产地。（25）
1750年之后，欧洲掌握了让中国陶瓷业独领风骚数百年的技术秘密。例如，宋应星（1587-1666年）在《天工开物》中收录了许多明代技术，其中就包括了陶瓷技术。但宋应星记载的是政府垄断的制瓷过程，因此他的著作在清代（1644-1911年）不具备普遍应用性。即便如此，这部著作是我们了解明清两代技术和手工艺的主要依据。（26）
晚明时期，图书和各种手册的数量有所增加，这使中国出现了类书（汇编）。类书汇集了晚明时期的通俗知识。此外，它也是生员备考科举的学术资料。参考书、实用手册和通俗知识摘要的出现有助于学术和实用技艺的发展。（27）
琉璃厂就是一例。琉璃厂位于北京南城，是汉族聚居区。琉璃厂起源于一家工厂，到18世纪，那里已经成为主要的书市和清代的古玩中心。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作为书市的琉璃厂达到了鼎盛。琉璃厂离翰林院不远，因此那里的书市吸引了文人学者，以及进京赶考的举子。琉璃厂形成了看重孤品和古玩的文化氛围，这促进了图书交换和18世纪的学术发展。各种图书、手本在北京、长三角及东南沿海的主要书市间自由流动。
另外，16世纪90年代，日用类书的出版反映了出版市场不断扩大。这体现了商人、工匠和生员的诉求。通俗类书会聚了日常生活中许多有用的信息，这些类书向普通百姓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如药方、卜筮法、古代传说、占星术和风水。上流社会的参考书主要是针对科举考试、家族仪礼和传统知识的。与之不同的是，晚明时期的许多类书包括了旅行和借宿等方面的信息，这对商人非常有用。一些省份（如福建）开始关注百姓的现实需要，这表明书籍的编辑者和出版者不再将目光局限在传统主题。他们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信息，这样可以赢得更多的读者。（28）
例如，像《金瓶梅》这样的粗俗小说反映了晚明小说中的新现实主义（new realism）。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是开药铺的。作者将这本书写成了一部涉及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16世纪90年代，该书以抄本的形式传世，其中分门别类地说明了许多问题，如金钱、物品、收藏品、事件、增强性能力的药、宴会上的菜肴、饮酒时玩的游戏和通俗笑话。书中虚构的情节不但使这部小说生动有趣，而且反映了叙事性百科全书的分类和内容。这类百科全书的作者从通俗歌曲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细节信息，这些内容在当时新现实主义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在这种出版环境下，小说类书从两个不同方面反映了商业的蓬勃发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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