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博古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6月，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判。9月初，又抵南京。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同时，博古还以党中央代表的身分负责领导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11月上海沦陷后，博古随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撤往武汉。此后，他一方面仍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另一方面又先后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组织部长，参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这个时期，博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状与前途的文章，尽管文章中掺杂一些右倾错误的主张，但他对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宣传，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他对于迅速恢复和建立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加强对地方党的领导以及组建新四军；对于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国民党内民主派、各界爱国人士、各地方实力派；对于创办《新华日报》，让国统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等等，也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1938年6月，博古与毛泽东、王明、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一起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此后，博古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为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揭露国民党的独裁政策，推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武汉沦陷后，博古又同国民参政会的其他委员一起迁到重庆。
1940年冬，博古由重庆回到延安。不久，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日本集中了75%以上的侵华兵力和95%以上的伪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解放区处境极端困难。为了渡过难关，坚持抗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如：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等。对新闻工作也作出了新的重要的部署。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停办《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同时创办一张综合性的大型日报--《解放日报》。5月15日，中共中央就出版《解放日报》发出通知，并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从此，博古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党的新闻事业中。他十分热爱这一工作。他曾说：“我将终身从事新闻事业。在我们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的新闻事业。”为了这终身事业，“他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也倔强地拒绝休息”。在主持《解放日报》的同时，博古还兼任新华社社长一职。在近5年的时间里，解放区的新闻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共组建分社40余个，除了职业新闻从业人员以外，还拥有近3万名业余通讯员，基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网络和统一的制度与机构。党中央通过这一网络和机构，每天向整个解放区、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播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力地指引着中国人民的斗争方向。博古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所开创的事业，将作为光辉灿烂的一页，永载党的新闻史册。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这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开始，他很沉闷，后经政治局多次讨论，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和他谈话，他提高了对整风运动的认识，并开始对自己思想发展的道路进行彻底的反省。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上，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生吞活剥苏联经验”。他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很痛苦于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是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路线下被打击和牺牲，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小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①e]。博古在七大的发言，标志着他已经抛弃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的光辉转折。
1946年2月，中共中央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4月8日，因全国停战协定、东北停战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有关协议的实现遭到国民党的严重阻挠，为与党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博古与王若飞等人冒恶劣的天气，由渝乘美制C47式运输机飞赴延安。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在浓雾中不辨方向，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触山失事，他与叶挺、王若飞等全部遇难。
今天，博古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之久了。在他诞辰90周年之际，追思他的革命业绩，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对于进一步领会党的历史经验，研究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如何克服自身的局限，不断地与人民相融合，有着特殊的意义。
博古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与中国近代的许多先进分子一样，在时代剧变的强烈震撼和西方文化冲击的双重冲突面前，背负着被侵略的屈辱与愤怒，踏上了向西方学习，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近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这样，在十月革命之后，那些崇拜过梁任公的如椽之笔，追随过辛亥革命义旗的热血知识分子，经过各种比较、选择，开始从思辨和空想中觉醒，从无数的学派和“主义”中摆脱出来，迅速向着马克思主义迈进，走上了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斗争的道路。博古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所走过的道路，即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正是现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先进分子所共同走过的道路。历史一再证明，他们所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博古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无论是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统治的地下斗争时期，还是在艰苦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里，他都始终忠实于自己对于革命、对于共产主义理想所作的选择，不曾有过任何的动摇、犹豫和退缩。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是值得后人珍视和敬仰的。
然而，对于一个革命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来说，仅有对革命的决心还不够，重要的是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有着十分复杂的国情。它既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现代化应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它要在几十年内走完欧洲几个世纪的旅程。而博古在留苏回国伊始，自认为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生吞活剥苏联经验，对毛泽东等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壮举表现出轻蔑的态度。这既是一般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幼稚表现，更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看到人民群众作用，游离于人民群众之外而酿成的悲剧。而博古后来之所以能从悲剧中走出来，则是由于他能够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进行学习，从而突破了自己原先的那种局限，并且以同实际斗争相结合为新的起点，走上了一条同人民群众相融合的道路。他在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工作的时期，不断地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活动中汲取思想力量，从而在开创党的新闻事业中，作出自己的、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后期生活也就构成了他的人生历程中一个光辉的篇章。
显然，博古曲折的思想经历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深刻的启示，从而更加自觉地把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相融合的方向。
注释：
①a《血泪潮》第6号，1925年6月14日。
①b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②b同上。
①c《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②c《红色中华》第93期，1933年7月11日。
③c《斗争》第17期，1933年7月5日。
④c《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
①d《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②d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6页。
③d同上，第84页。
④d刘英：《长征琐记》，《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期。
⑤d《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①e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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