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内乱。为了限制它造成的危害，就需要依靠军队的积极参与，将“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军队既要承担稳定国内政治形势，又要抵抗苏美军事威胁，这就导致绝大多数地方的领导职务由军人担任。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中，军人居绝大多数，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中，军人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的不正常状况，这就是所谓“军事官僚专政”说法的由来。
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军队领导人与林彪集团没有牵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军人权力过重的不正常现象，势必在客观上加强林彪集团的地位，使得林彪集团有机可乘。
林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在全军得到贯彻执行，正是因为林彪具有“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也正是这一命令的贯彻执行，才清楚地表明在军队内已经出现了林彪集团公然无视毛泽东领导权威的严重形势。1970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什么叫权力？没有别的，只有军队。林彪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是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的表现。毛泽东反复坚持不设立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甚至提出不要“因人设事”的告诫，就发生在林彪不报告毛泽东而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的举动之后，这很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程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4.关于国家主席问题。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提出了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并且具体地提出了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此后，毛泽东和林彪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70年以前，我国的历次宪法都有设立国家主席的条款。1959年以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此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1961年针对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的关系发表过重要谈话。他说：“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①f]这一谈话表明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同设立中共中央名誉主席一样，是将最高权力平稳过渡到“接班人”手中的重要措施。
因此，1970年毛泽东决定不设国家主席，说明他要改变“接班人”先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这样过渡办法。这一建议更为直接地改变了应该由“接班人”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安排。
即使在叶群眼中，林彪也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委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①g]。取消国家主席职务，不仅仅意味着取消了林彪未来接班的过渡手段和法律保障，还意味着毛泽东对林彪判断的不确定性。叶群曾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在林彪看来，取消国家主席的建议再次证明了“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的分析。林彪毕竟是一位战略家，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他一反“主席拥护的你就拥护，主席反对的你就猛反对”的“处世方法”[②g]，于4月11日向政治局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于林彪建议的第二天即12日就予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但是，因为有林彪支持，政治局内有人继续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4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这一次坚持他的意见，已经与前两次有了很大的不同，带有指出存在分裂危险的深刻含义了。
毛泽东的谈话，对林彪思想上形成的冲击，绝不亚于听到张春桥也可以接班时产生的震动。叶群在1970年5月赋词一首，内有“相将奋起卫红旗”一句。她说：“这是警句。我们有相也有将，相就是陈伯达，将就是黄、吴、李、邱。现在相和将要一起奋起，保卫林副主席。”[③g]
叶群提出这一“警句”，是有所指的，是有着确切的含义的。以林彪当时“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除了毛泽东可以批判和揭露外，还有谁能有合法的名义和政治上的能力来与林彪斗争呢？叶群的讲话，既说出了林彪集团已经面临某种危机的形势，也说明了林彪集团的确已经形成为一股势力，这股势力绝不是一般的力量，而是“有相也有将”。
叶群这一讲话还提出了林彪集团一项新的任务：即将九大以后巩固和提高林彪地位改为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与毛泽东对立，用斗争的形式来保卫林彪未来的政治地位。这是林彪与毛泽东尖锐对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5月中旬，林彪与吴法宪谈话，继续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他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此时的理由，已经改变了以前“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的说法，而具有了对抗性，其实质是指责毛泽东正在制造“名不正言不顺”的政治局面。
7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更为明确地指出了设国家主席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8月初，林彪通过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该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形成了双方都不退让的态势。
5.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就在毛泽东提出不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之后，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又在另一个问题上突出起来。4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时作了一个重要的批示，批示说：“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经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删掉若干内容，基本上是一些吹捧性的文字，如：“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些内容曾经在九大党章草案上出现过，但因毛泽东本人反对，有些已被删掉了。九大以后，由于林彪的提倡，类似的内容又以稍稍变化的文字在社会上广泛使用。这个批示表明毛泽东对“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的状况极为不满。其实“一百次”“没有人听”，是因为林彪的提倡和鼓吹。毛泽东是知道这一原因的，所以他要求“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林彪是以“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著称的，但毛泽东却指责他的赞颂之词“都是些无用的”。毛泽东这一批示，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却极为鲜明地表现了对林彪赞颂毛泽东真实目的的怀疑。
毛泽东审阅文章时还补充了一段重要的内容。毛泽东写道：“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从在赫鲁晓夫掌权11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
如果将这些补充和批示与毛泽东提出的修改宪法、不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联系起来，毛泽东不仅仅是指明苏联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已经明确了“接班人”之后，毛泽东主要思考的仍然是如何避免、解决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的问题。
林彪集团已经知道自己的对立面是毛泽东，他们的策略和活动就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另一个方面是打击对林彪构成直接威胁的张春桥等人，以此来间接削弱毛泽东的力量，这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在人民对江青集团的不满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被党内外所接受的。据林彪的秘书回忆：“1970年夏天，毛家湾的待客热有一个很窄的范围。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人：从陈伯达到黄、吴、李、邱。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力图避开钓鱼台方面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他地方兜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这类事情多起来以后，我们在旁看热闹的工作人员们也就慢慢明白了：九大前夕开始形成的两个新的营垒，已经阵线分明了。……7月的一天，叶群从外边开会回来，趾高气扬地在秘书们面前流露说：“政治局开会讨论四届人大问题，争论可激烈啦！我站在多数一边，那个少数孤立了。”从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蛛丝马迹中可以判断出，所争论的问题中心是如何对待毛主席的问题。[①h]8月13日和14日，吴法宪在不同的会议上，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制造政治局内“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严重形势。吴法宪与张春桥激烈争吵之后，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林总说，吴胖子（指吴法宪）抓住了眼镜（指张春桥）的辫子，放了一炮，说得对，干得好，有功。”[②h]
林彪说过：“善用兵者隐其形”。制造政治局内存在反对“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尖锐斗争，既可以扭转毛泽东针对林彪的斗争矛头，还可以打击、打倒康生和张春桥，更可以树立林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形象。
就在吴法宪与张春桥激烈争吵的十天之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集团按照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打击康生、张春桥的既定方针，全面出击。全会出现“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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