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后四句改动最大。原诗后四句为“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悚听荒鸡偏（门臭）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是鲁迅生前写的最后一首旧体诗。据他的老朋友许寿裳讲，其意在“哀民生之憔悴，壮心事之浩茫。……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声入心通的毛泽东，拿来鲁迅寓苦斗益坚于寂寞自嘲的斗争方法，调侃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心目中的“餮蚊”--现代修正主义。改写的后四句，显然指当时一心要同美国缓和关系的赫鲁晓夫。尽管赫鲁晓夫认为自己所作“皆圣绩”，但毛泽东却提出帝国主义的气焰正当“阑干”之时，攀龙附凤之举，最终会“苦坠空云”般心寒意凉失望万分的。
在毛泽东看来，鲁迅精神的根本内容，不仅是在孤寂中坚忍苦斗，还在于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这一点，对60年代面临“敌焰阑干”的国内外人民来说，似乎特别有效法作用。1961年10月7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对来宾说：“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说完，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又特意嘱咐陪见的郭沫若帮助翻译成日文。
1961年，正好是鲁迅诞辰80周年。小鲁迅12岁的毛泽东自然记得很清楚。读鲁迅诗，品其人，他专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就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前一首选取1931年2月鲁迅为纪念在上海龙华被害的包括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在内的23名革命青年作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和《七律·无题》的情景，称颂鲁迅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的韧性战斗风格。《为了忘却的纪念》里说：“在一个深夜里，……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他的“积习”，就是以笔为旗的抗争。除了这篇杂文外，鲁迅当即写的《七律。无题》里有句云：“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是浙江绍兴（古称山阴）人，历史上人文荟萃，多雄杰名士。在第二首诗里，毛泽东由鲁迅而联想到留有《剑南诗稿》的绍兴人陆游，和辛亥革命志士、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诗句、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毛泽东认为，鲁迅和他们一样，都是“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志士，他们的爱国诗作都充溢着烟云升腾般的崇高热忱和气节。
鲁迅晚年的杂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晚年的毛泽东潜心阅读的现当代作家作品，也只有鲁迅的杂文。他要人们学习和研究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所获得的启发是：鲁迅“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他临死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去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个观点，毛泽东接着历数鲁迅许多杂文集书名的来历：“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了《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洛文。”①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鲁迅杂文的写作和集纳的历史背景和前因后果，是何等熟悉的了。
或许是由于性格上的天然相通，毛泽东有时候也径直采用鲁迅的战斗方法。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个小 型会议上，有人谈到某外国元首骂我们，攻击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则说：写一篇老而不死论。鲁迅写过。许多人围攻他，他就是不屈服，从来没有屈服。他又没有我们这么多人开会。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看他那时候的形势，看他的作战方法。
晚年毛泽东似乎总觉得，六七十年代的国内外局势与二三十年代的环境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他念念不忘鲁迅、一意“搬出”鲁迅的一个潜在因素。但对一般人来说，要读懂鲁迅并非易事，特别是像他那样去体会鲁迅的精神人格、阐发其作品意义的人更少。对此，毛泽东也有所察觉，逐渐流露出一些不满来。他先是讲过要搞一个鲁迅的语录出来，意在普及，但此事没有搞起来。1971年11月在武汉视察途中，又提起话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的书不大好读，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
要党内干部普遍地反复地去读鲁迅的杂文，并不是很现实的事。事实上也只有毛泽东和鲁迅研究专家们才有可能和兴趣去这样做。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一种是1938年出的20卷本，一种是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上面都留下了不少批画，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字。1972年，他又特意让有关部门把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排印成线装大字本。在迟暮之年，抱老病之躯，负眼疾之患，硬是把这套线装大字本又读了一遍，在上面画了不少圈圈、道道。在有的封面上，握笔写下这样几个字--“1975.8再读”。
而这个时候，中国政坛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直接看出它同毛泽东读鲁迅杂文的联系。一件是1975年8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水浒》的谈话。进而被“四人帮”一伙利用，搞起“批投降派”、评《水浒》运动。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接引用了鲁迅《三闲集》中《流氓的变迁》一文的话：“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还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另一件事情是，这个时候，邓小平主持党政军的工作，在大力阔斧的整顿中，起用了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自然就引起了“文化大革命”新贵们的非议。由于刚刚动过眼睛手术，毛泽东则专门让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准风月谈》里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批评文艺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把整个苹果扔掉的做法，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思想是错误的时候，他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鲁迅，这位以笔为戈奋斗一生的文人，为什么在毛泽东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革命家的心目中占有如此显著的地位？这是个饶有兴味却颇为复杂的问题。我想，说其大要，大概有这样几层原因：鲁迅本人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上的独特贡献；鲁迅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情和理解；他们两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对传统思想道德的批判的相通共鸣……
当然还有一层性格上的原因。当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的人格理想，诸如反迷信、反权威的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在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中，都从不屈服的敢于应战和挑战的气概；对国民性弱点的冷静提示，对新人格气象的热情渴求；以及坚定相信未来、相信青年的旷远胸怀。
载着毛泽东和中国的历史之舟，已经远离鲁迅的时代。但是，在夺得天下，全国人民都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和在中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孤寂奋斗的鲁迅息息相通。这是很让人深思的事情。大凡伟人，在身处现实，洞悉世事的基础上，都多少有些环顾四周而少知音的忧虑和孤独，没有这种出众之处，也就无所谓“伟”了。鲁迅的孤独感，从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特别是那个在天地间独来独往，只知朝前面行走的“过客”），以及思绪深邃、艰涩超拔的大量杂文中，不难体会得到。而晚年毛泽东则常常叹惋：党内真正懂得马列的人太少（不是共产党员的鲁迅，则被他视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他经常采取的步骤，也不是大多数人一下子就能跟得上的。在1966年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他不厌其烦地引用古人的话，说“世无英雄，让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阳春白雪，和者皆寡”……，这多少就是对不可言状的孤独心境的透露。
如此一来，两位伫立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山峰上的人物，仿佛是站在不同的峰巅上，遥遥相望却心心相印，而对毛泽东来说，在鲁迅已逝去多年，在山头上很少看见别的东西的时候，只有同鲁迅的遗著对话了。在对话中，越发感到鲁迅的伟岸超拔。正是1971年11月在武汉那次谈论鲁迅的时候，他重申了自己1937年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时所做的结论：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万岁”声中，毛泽东竟说自己是鲁迅的学生，肯定令听者匪夷所思，莫名惊咤，或者只是那么一听而过，不会当真。是呵，谁能去理解他呢？谁能真正沉浸下来去体会他愿做鲁迅这位“中国第一圣人”的学生的心境呢？其实，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读懂了毛泽东的这个“圣人”之论，也很不容易体会到其中的真谛。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逝世前半年多的时候，还郑重地发布指示：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在1976年9月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和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上折上了一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是翻开放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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