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文革后再次复出到1989年底告别政治生涯的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十年，是国际形势动荡变化和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十年。作为第二代领导的核心，邓小平不仅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民之路，而且也领导中国经历了国际斗争的严峻考验。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在实践中形成了整套关于中美关系的原则、方针、政策和战略思想。
1.认识中美关系不能离开世界大背景。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中美建交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中美两国人民应当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当前国际形势向中美两国人民提出的历史性挑战。”[9]10年后，在总结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过程时，邓小平深刻地分析说：“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份量不轻”。他还强调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10]
2.处理好中美关系必须批判四种谬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尖锐地批驳了在美国有相当市场的四种错误观点：其一，认为中国很弱很穷，无足轻重，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其二，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其三，认为如果美对苏强硬，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其四，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视这四点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原则问题，认为“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11]
3.必须积极妥善地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一直给予极大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最多。中美建交后，邓小平针对美方炮制《与台湾关系法》的严重事件指出，“1979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了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12]“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13]邓小平严肃地提醒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炸性的问题”。[14]而要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还是一个台湾问题，解决了，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15]
4.解决两国分歧，美国应采取主动，同时双方均作努力。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针。1989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强调，“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中国不可能主动”。[16]而要解决矛盾和分歧，“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17]
5.处理两国冲突，应以和平方式，不搞对抗。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又一重要方针。他一贯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18]“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陡然紧张。为了解决两国之间冲 突，邓小平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美不能打架”。[19]这样才能避免对抗。
6.坚持反对霸权，反对干涉内政。每当中美关系处于重要转折关头，邓小平总是审时度势，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任务。他在冷战行将结束时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20]当然，中国重视中美之间的合作，愿意“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但“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21]
7.处理两国关系，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迈克·华莱士问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22]1989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则更明确地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23]而国家利益的核心则是国家主权和安全。“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4]
8.中美关系应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构建战略合作的新基础。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潜力很大。这一经济基础对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至关重要。把中美关系建立在共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是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
9.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密切有关。在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中，他反复强调的有两条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他认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中美之间虽有分歧点，但也有共同处，应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框架里寻求战略合作。
10.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16字方针。1989年下半年，邓小平已决定完全从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9月4日，他向第三代领导集团交待他退休后的事宜时，深刻地论述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大政方针。他语重心长地说：“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6]后来，又加上一句话，韬光养晦，“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27]邓小平这一重要的政治交待既是外交斗争艺术的结晶，也是对美工作谋略的总结。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依据他们关于中美关系的深刻论述，把对美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六·四”事件以来，成功地处理了中美之间发生的人权、安全、产权、主权（台湾问题）等方面的障碍和冲突，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个字的正确的对美方针。目前，中美关系的气氛明显改善，发展中美关系的有利条件明显增多。我们有信心，只要双方严格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求同存异，平等协商，保持接触，排除障碍，着眼未来，就能将一个友好合作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
注释：
[1]见陈锋主编：《中美较量大写真》，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2]这五点包括：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在撤离台湾时，确保不让日本在台湾取而代之；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支持台湾针对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希望美中关系正常化尽早实现。
[3]见张植荣等著：《邓小平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4]见刘连弟、汪大为编：《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5]同[1]，第424页。
[6]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30-332页。
[7]同上，第350-351页。
[8]同上，第350-351页。
[9]同[4]，第13页。
[10]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6、377、37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6、377、37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7页。
[15]同注[4]，第170-17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33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0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8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8页。
[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1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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