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6日，临时政府建立起日华经济协议会，负责制订华北的所谓经济和工业发展计划。11月7日成立的华北开发公司，拥有3.5亿日元的资本，专门从事对华北各种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以“二白”（棉花、盐）“二黑”（煤、铁）为主的战略资源，更是其主要掠夺对象。该公司后来发展成为有64个子公司的庞大企业集团。其中最大的华北交通公司控制着华北6000公里以上的全部原有和新建铁路，还控制着1万公里以上的公路及水运交通系统。其它较大的子公司还有华北电信电话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华北电业公司、中华航空公司、中日实业公司、华北房产公司、华北矾土公司等。
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各地还搞了名为捐献、实为掠夺的一系列活动。据统计，自1938年8月至1945年8月的7年中，伪政府所设各种名目的捐税达20余种，从天津人民身上榨取了约4.4亿多元。为建立长期供应军粮的“基地”，伪天津市政府在郊区划给日军大片土地，日军设立了120处农场，掠夺土地达92万余亩，约占当时天津、宁河两地可耕地面积的1/2。
4.思想奴化。日本军队对于华北沦陷区内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也是其妄图消解民众的反抗情绪、稳定治安以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措施之一。在这方面的行为主要是通过在各地成立的新民会进行的。
日本占领华北后，最初搞了一个宣抚班的随军组织。在占领一个地方后，由穿着军装的日本人出面，以演讲、唱歌、演戏、散发传单、办报纸等手法，宣传“日中亲善”、“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合理性，同时帮助当地组织维持会等汉奸机构。新民会成立后，二者常常发生矛盾。1940年2月，日本“华北派遣军”决定解散宣抚班，使之与新民会合流。新民会改组后，宣称其是“以奉行新民主义，为与政府一体的民众团体”，[22]“更加发扬政教一体、官民一体的精神，更加强调思想的统一，组织的普遍化。”经过这次改组后，新民会由日本人直接操纵改成中国人出面作主的形式，但实际上新民会的实权仍然操纵在日本人手中，以致于一些汉奸也称之为“大日本新民会”。
新民会的触角通过权力和军事的支持，伸向了日伪统治下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团体、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就象一个幽灵一样无所不在。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它专门成立了“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审定教科书，要求各校一律增设日语课程，组织以“中日亲善”为题的作文竞赛；查禁抗日和“含有宣传共产主义”的报刊书籍，甚至对连环画也要严格检查；对教师进行短期思想训练；建立“青年训练所”，甚至发展到组织“新民青少年团”携枪驻守，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地步。[23]新民会还配合日军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展“灭共”和“兴亚”运动。人们从报纸、广播中听到、看到它，上学、工作、甚至在家中，都无法逃脱它的纠缠。新民会无孔不入，它监视人们的一言一行乃至全部的私生活。它几乎没有暴力，却比暴力更让人讨厌，更让人望而生畏。
针对社会的各个层面，新民会开设有各种分会292个，开设青年训练班115个，建立青年团58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新民会在各地的分会达到13490个，会员有3643199人。它虽然在监视人们的思想言行、配合日军统治上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即使日本人自己也认为“该组织的发起并非出于民众的要求，而是官办的御用团体，是在日本庇护下的所谓‘日本新民会’。其基层的民众对时局既无认识，又无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找不到优秀的领导人材，这样的组织，终究是无法与中共抗衡的。”[24]新民会的实际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新民会无力解决的问题，各地伪政权就通过行政手段加以管理。例如，伪天津市政府就先后公布了留声机唱片、戏曲杂耍、电影等一系列条规，从而使得各沦陷区成为一个钳制文化、限定思想的牢笼。
华北伪政权的覆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作战范围急剧扩大。战局迫使日本不得不调整整个对华政策。
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提出，汪伪国民政府的参战，“是打开日本与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决定“极力调整占领地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当前的对华经济措施，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25]这就是日本的所谓“对华新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汪伪政权的一元化统治，通过它来更加迅速地从中国沦陷区内榨取物资和人力，以进一步达到“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
汪伪国民政府以此为契机插手华北地区，1943年2月9日，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北平降下了“五色旗”，挂上了汪伪国民政府的旗帜。“新民会”改组后，推举汪精卫为“各誉会长”，还换了一面表示“大东亚共存共荣”的“亚”字旗。汪伪国民政府在北平设立了“军事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派一员“上将委员”驻在北平处理山东、河南的汪伪系统伪军事宜。华北“治安军”名称取消，改称：“华北绥靖军”，并更换了与汪伪军队相同的军旗和军徽。在“淮海省”（即前“苏北行政区”、“苏淮特别区”）停用“联银券”，改用汪伪发行的“中储券”为唯一的通行货币。
进入1945年，整个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开始了局部反攻，华北地区“治安状况恶化情况非常明显”。[26]经济情况同样“日益险恶”，连军用物资也逐渐失去保障。华北政务委员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作战，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一触即溃。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16日，日本“华北派遣军”在北平签降，17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被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接收。至此，长达八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寿终正寝。
注释：
[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4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2][美]J.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99-100、109、116-117、131页。
[3]张篷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第3卷。
[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53-54页。
[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2-93页。
[6][美]J.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99-100、109、116-117、131页。
[7][美]J.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99-100、109、116-117、131页。
[8]张篷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149页。
[10]张篷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1页。
[11]黄美真等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9页。
[12]黄美真等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1页。
[13]张篷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5页。
[14]《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第1-6期合刊，第4-6页。
[15]中华国民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分报处：《政府公报》，第140期。
[16]《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第1-6期合刊，第77页。
[1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192页。
[18][美]J.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99-100、109、116-117、131页。
[19]《政府聘用顾问约定》，《附属约定》，天津市档案馆藏档1-3-1660。
[20][美]J.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99-100、109、116-117、131页。
[21][美]J.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99-100、109、116-117、131页。
[22]《华北日报》，1937年12月24日。
[23]《警察局呈报青少年团携枪驻守楼梓庄情形》，北京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42页。
[2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第482页。
[2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第483页。
[2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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