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过两次全体会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的规定，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在会议上，刘少奇作了中央工作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了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毛泽东也作了多次讲话。会议一致同意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八大二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方针，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全面“左”倾。
一、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以及国内阶级关系的论断
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和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在反右派斗争后，先是毛泽东，继而中共中央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论断。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全会的小组讨论中，不少同志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党的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不能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就改变八大的结论，不应当把一时激化的阶级斗争当作长期的主要矛盾。另外一些同志则持反对意见。毛泽东在会议后期的讲话中，否定了前一种观点。
八大二次会议以党代会的形式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中央工作报告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按照八大一次会议的论点，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应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按照八大二次会议的论点，工作着重点仍要以阶级斗争为主，经济建设应置于阶级斗争的统帅之下，围绕和服从于阶级斗争。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又说：“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种理论上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党的认识正处于从原来的正确观点向错误观点转变的过程之中。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偏差，势必引起理论上一系列的失误。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久，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了。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20年中，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历史。
八大二次会议另一个重大失误，便是改变了国内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
关于“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中央工作报告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于是，就存在了“两个剥削阶级”。这样论述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既然是胜利，敌人就应该少些，岂有越胜利敌人越多之理？只是当时人们还不善于逆向思维，没能从这种逻辑的矛盾中，反思一下这些运动是否有必要搞，“揪出”的那些敌人是否真正是敌人。关于“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是根本错误的。把知识分子这支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由“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第二个剥削阶级”的组成部分，是认识上的倒退，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为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也是不正确的。总之，八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
二、改变了八大制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发动了大跃进
八大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上，周恩来的报告就近年来党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强调地提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决议指出：如果对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地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不估计到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些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
八大二次会议则是“一次大跃进的会议”，[1] 会议所规定的经济建设的目标、模式、方法，全面背离了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
1.头脑发热的战略目标
八大二次会议规定了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积极实现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2]。
应该指出，这个战略目标虽然包括了工业、农业、科技三个方面，但三者之间最重要的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重工业中钢铁又最为重要。在当时看来，钢是一种象征物，它既是重工业的基础和国力的标志，又是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参数。并且认为，只要钢的产量一马当先，必将带动各行各业万马奔腾。总之，钢是主要矛盾，抓住了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八大二次会议所规定的战略目标，实际是高速发展以钢为核心的重工业，而农业、轻工业则处于受排斥的地位。还应该指出，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被认为是留有余地的。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说，“争取7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 报纸上宣传还是15年超过英国”，“这里打了很大的保险系数，实际上7 年就可以赶上了”[3]。
现在看来，7年超英，15年赶美的战略目标是严重脱离国情， 超越国力的，表明头脑相当发热。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通过的指标高得多，工业指标普遍翻了一番，农业指标普遍提高20-50%。钢的指标，八大建议在1962年达到1050万吨--1200万吨，这个指标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是可以实现的。1957年我国钢的产量是535万吨，英国是2099万吨，根据赶超的需要， 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规定到1962 年， 钢的产量第一本帐是2500万吨，第二本帐是3000万吨，分别比1957年增长367.8%和461.4%。这些指标越过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根本无法实现，但会后，热度还在上升，赶超时间不断提前，计划指标也日新月异。6月中旬， 冶金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2年产钢6000 万吨的新指标，比八大二次会议的第二本帐又翻了一番。对于这个报告，毛泽东指示，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钢的产量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
指标连续翻番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当年却是充满信心。中央工作报告批评“秋后算帐派”，说：“让他们等着算帐吧，他们总是要输的。”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也说：“15年以后，我们要变成有现代化工业、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成社会主义大国而奋斗吗”[4]。
没有经验并不可怕，由无知到有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是要有个过程。但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后果则不堪设想。上面头脑发热，下面层层加码，吹牛皮，放“卫星”，你追我赶，浮夸成风，“大跃进”最终只是指标上的大跃进。
2.片面追求速度的建设模式
总路线是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产生的。八大二次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中央工作报告指出：“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跃进是一种‘冒进’”， “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造成了“一个马鞍形”。
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在大会上的发言中作了公开检讨。这种对“反冒进”的批判，不仅否定了对经济建设持稳妥意见一派的正确主张，使人再不敢反冒进，而且否定了一种效益型的经济建设模式。其实，1957年的经济建设并不是“大跃退”，并不是“马鞍形的中间低”。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速度并不算低，而且尤为突出的是效益好。请看下面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6项主要指标在不同年份的比较。[5]
以上数据表明，从1952年至1980年，在6项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中，除个别指标外，以1957年为最好，而1957年以后的经济效益则下降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如果按照1957年的模式搞下去，再进一步制定出一套相应的可操作的政策，那么，中国经济建设以较高速度发展的愿望，是可以成为现实的。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谈到的那样：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1958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要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不要说好多的雄心壮志，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拿钢来说，平平稳稳地发展，起码也可以生产五千万吨到六千万吨，而且合用。[6]遗憾的是， 正确的方针遭批判、被否决，错误的认识则被当成真理。
八大二次会议规定了片面追求速度的建设模式。当时一个重要想法是：“我们要求的建设速度，不是一般地超过过去的中国，一般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要求的速度是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7] 从表面看，总路线多快好省，似乎很全面，但实际上，速度被排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会后，《人民日报》社论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8]。 总之，速度最为重要，速度就是一切，至于有无效益则在其次。
在科技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为了实现高速度，唯一的办法是高投放，高积累。1958年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138亿元猛增到267亿元，增加了近一倍，许多地方连党费、工会会费都挪用了。 积累率从1957 年的24.9%猛增到33.9%。摊子铺得大，上马项目多，后续资金不足，投资项目无法如期完成，再加上全民炼钢劳民伤财，不但不能实现高速度，连低速度也难以维持，甚至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值。为了追求高速度，也就顾及不了综合平衡。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提出，“可怕的不是出现不平衡，而是对于不平衡惊慌失措，要求先进向落后看齐，要求削足适履，因噎废食”。
实践证明，这种片面追求速度的模式，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获得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猛烈增长，猛烈下降，大起大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递增0.6%， 是建国以来所有五年计划中，增长率最低的。不仅速度最低，而且效益也最差。每百元积累的新增国民收入，“二五”期间只有1元， 比“文革”期间还要低。本来是想创造一个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的新纪录，结果却创造了一个建国以来速度最低、效益最差的记录，而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
3.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方法
八大二次会议不但制定了旨在发动大跃进的总路线，而且还规定了经济工作的方法。《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实现这条总线的基本方法，也必然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我们的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群众”，“只要鼓足六亿多人民的干劲，动员六亿多人民力争上游，我们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设”[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