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多次强调，存在着两种方法或两条路线，即：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前者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方法，后者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方法。他本人历来是主张前者，反对后者的。全议上，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发言说：“有人讥笑我们是‘靠运动吃饭’，是‘运动员’。是的！我们正是要靠群众运动来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正是要当个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先锋队员。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就是不断革命论者，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时期，仍然是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过去我们领导群众运动，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后，我们还要依靠群众运动，去赢得建设的胜利”[10]。无疑，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参加经济建设，是一项正确的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但是，热衷于把过去战争年代的经验全盘移植到建设工作上来，把经济建设事业归结为群众运动，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并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失误和破坏。邓小平后来总结历史经验时曾指出，毛泽东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八大二次会议还规定了动员群众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以阶级斗争推动经济建设。八大二次会议所阐明的总路线的基本点中，把“五个革命”并提，但在“五个革命”中，强调的是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强调以开展政治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去提高人们的觉悟，激发人们的干劲。八大二次会议本身就是“一次整风的会议，一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11]，火药味是极浓的。会议点名批判了数十名地方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部平反）。
会议批判“反冒进”。毛泽东说：1956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感情不太懂，因此没有根，风浪一起就容易动摇。[12]会议广泛号召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会议批判“观潮派”、“稳妥派”、“秋后算帐派”。单纯的经济问题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关于这个问题，胡乔木曾深刻指出：“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13]
第二、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八大二次会议极力提倡要发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高尚风格，并认为“发扬这种共产主义的风格，使之成为全党的风格，全民族的风格，这是实现总路线的关键。”[14]
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举了大量的取得成就的年轻人的例子，并且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名人、权威所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5 月18日，毛泽东又做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示，并解释说：“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15]
这些关于破除迷信的宣传，对于振奋工农群众的创造精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表现出对科学、对知识、对人才的蔑视态度。这种宣传的负效应远远大于正效应，破除迷信成了破除科学，敢想敢干成了胡思乱想、胡干蛮干。
三、错误地提出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猛烈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关于这一问题的背景是：1957年11月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利用举行盛大庆典的机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毛泽东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典与会议。在两个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于11月14日、16日和18日共作了三次讲话。他首先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互相合作，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建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断然不同意。南共曾深受斯大林时期苏共企图控制之苦，虽然于1954年同苏联重归于好，但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再也不愿意重新置身于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之中。因此，它的代表虽然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却不在会议宣言上签字，只在64个国家党会议的《和平宣言》上签了字。由于南共没有签字，第一个文件没有公诸于世。
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也不赞成提“苏联为首”，后经毛泽东做工作，同意了。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高兴哥穆尔卡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譬如讲第一个和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没有在13国宣言上签字，使13国缺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1958年3月，南共联盟发出南共七大的纲领草案征求意见。 南共七大草案有一些与莫斯科宣言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不提社会主义阵营；认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造成战后从实力地位出发的争夺霸权的斗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也有霸权主义和剥削的意图等等，这些都是南共的独到见解。
苏共中央接到这一文件后，于4月3日由赫鲁晓夫签署，给中共中央一封信，通知中共中央，苏共将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七大，只准备委托苏驻南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同时在南共七大召开之前要在《共产党人》杂志公开发表文章，对南共纲领草案进行分析和批判。并要求中共中央“能将上述问题的意见告诉我们”。
苏共中央向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作了相同内容的通报，从而“统一行动”，发动一场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信后，于4月8日复信，表示“我们决定同你们采取一致的步骤”，随后也开展了对所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就是这个批判的组成部分。
《决议》说，南共“在它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来同莫斯科会议的宣言相对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铁托等，为着替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辩护，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对于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一系列恶意的攻击，而对于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则表示了逢迎和感恩戴德”。《决议》还说：“南共代表大会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纲领，各国共产党同样有权利，也有责任，批判南共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要维护一个统一的社会义义阵营，确立一个阵营中心，要用一种统一的纲领路线来统一各国党的行动，这是50年代～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共同的基本观念。它由战后局势而来，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当1956年的历史开始冲破国际共运中僵化的格局并向多样化发展之后，还要继续以那种基本观念来束缚最早带头冲破僵化模式束缚的南斯拉夫，自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会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谈到了两党关系包括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那场批判的一些经验教训，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总结过去是为了向前看。邓小平说：“自从我们两党关系恢复来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铁托同志打开了两党关系的新局面，是他首先到中国来访问的。那个时候我们党的主席是华国锋同志，我是以老战士身份同铁托同志见面的，我们谈得很好，达成了共同的谅解，就是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了，一切向前看”，“把今天当作新的起点，好好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2.要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邓小平说：“至于过去的经验，也值得总结一下，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
3.有了错误应由自己来纠正。邓小平说：“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强调说：“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16]
综上所述，八大二次会议全面修改了八大的路线方针：政治方面，改变了关于主要矛盾与国内阶级关系的正确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经济方面，抛弃了八大肯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全国范围深入发动“大跃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错误地提出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八大二次会议表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出现了全面的“左”倾错误。
收稿日期：1997-04-30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情况》， 1958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
[3]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第四次讲话，1958年5月23日。
[4]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
[5]《光辉的三十五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79页。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页。
[7]李富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基本问题》，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8年第1期。
[8]《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
[9][14] 《人民日报》社论， 《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 1958年5月29日。
[10]张德生《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1958年5月15日。
[1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情况》，1958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12]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
[13]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学习》杂志创刊号。
[15]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5月18日。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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