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南京政府以苏联人员参与广州起义为借口，掀起反苏浪潮。14日，南京政府下令撤销苏联在各地领事馆，勒令各地苏商业机构停业。蒋介石说：“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部，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因此“出于断然之手段。”（30）这就道出了南京政府反苏政策的实质。
1929年，南京政府挑起“中东路事件”，把反苏政策推向高潮。南京政府在中东路问题上与苏联大动干戈，其目的有三：一是利用全国人民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愿望，掀起反苏反共高潮，镇压人民革命，把苏联势力逐出中国，取得中东路的重大利益；二是以反苏取得帝国主义赞赏，加重自己与帝国主义交涉的砝码；三是通过反苏战争，进一步驾驭张学良，加强对东北的控制。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但在中东路问题上却有所保留，暴露出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倾向。1924年，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正式恢复了对中东路特权。中东路盈利甚丰，1928年为6700万卢布，中东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并且苏联视铁路沿线地区为其势力范围。中东路已不仅仅是“纯系商业性质”了，全国人民都希望收回主权。南京政府利用这种形势，鼓动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达前述一箭数雕目的。为此，南京政府大造反苏声势，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的报告中称：“几年以来，俄国利用这条中东路，作进行赤化的大本营，直接间接来图谋倾覆我国的政府，妨害我国社会的安全。”（31）
其次，南京政府的反苏成了国际反苏运动的一部分，南京政府想藉此换取列强赏识与支持。20年代中期，国际上掀起了一阵反苏浪潮，英国是主要组织者。1927年5月，英国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1928年4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声称：“美国政府同苏联政府建立正常关系是不可能的。”（32）南京政府也“积极参加反苏的活动，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办法抬高自己的身价，制止在中国掀起的革命高潮。”（33）另外，当时南京政府正同列强进行废约的交涉，幻想以反苏的胜利加重自己的砝码。
此外，南京政府挑起“中东路事件”，藉以完全控制张学良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南京政府利用张学良急于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的心理，积极催促他与苏联开战，使他陷入困境，不得不依赖南京。顾维钧认为：“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对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34）
中东路事件并没有按南京政府设计的轨道发展，不仅没能获益，反而损兵折将，中东路回复原状，反苏政策以失败落幕。
1929年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下令以武力接收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南京政府断交，并声明“保留一切一九二四年中俄奉俄两协定中权利。”（35）蒋介石正中下怀，他在中苏断交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产党方有彻底办法耳！”（36）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又幻想英美等国对苏进行干涉，但由于列强内部分歧，南京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
8月中旬，中苏战事爆发，战争持续三个月，东北国境线上重要门户几乎全被苏军占领。南京政府只得通过德国斡旋，谋求和平解决。1929年12月中苏达成协议，中东路恢复7月10日以前状态。
在中东路问题上，苏联沿袭大俄罗斯主义，继续维护沙俄侵略成果，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不相称的。南京政府提出收回中东路，维护国家主权，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如何和何时收回。从南京政府废约全局看，西方列强在华特权既广且深，是废约斗争成败关键，同西方的问题解决了，中东路问题不难通过谈判得到解决。南京政府不此之图，一反常态，在维护国权的堂皇口号下，急切动之以武，借反苏以反共反人民。然而反人民就不可能有强大力量对外，一经接触，不免溃败；南京政府错误估计形势，幻想以帝制苏，然而如俄国的侵略成果可以武力收回，其他国家又将何如？尽管帝国主义都反苏，但在这点上却痛痒相关，这就决定了以帝制苏终是幻想。南京政府挑起中东路事件及其反苏政策以失败告寝不是偶然的。
五、对外政策失败原因
南京政府初期的对外政策从总体上说收效甚微，除关税自主，收回几个租界和租借地外，不断碰壁。其失败有诸多因素，根本点在于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没有群众基础。具体说来，它的对外政策不是也不可能放在自己力量基础上，它不仅不敢动员人民，反而残暴镇压人民，害怕发动人民反过来危及其统治。另外，它不能团结国内实力派一致对外，把力量消耗在内争上。南京政府某种程度上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角力场，他们往往把国家利益置于脑后，无心无力对外。再则由于帝国主义掠夺，连年战争破坏，中国城乡经济凋敝，南京政府财源匮乏，实力十分薄弱，腰杆不硬，斗争自然软弱。
南京政府对外政策没有强大力量作后盾，因而幻想帝国主义发慈悲，放弃其在华特权。与虎谋皮，其难可知，虽步步降格，最终不了了之。再者，南京政府因袭以夷制夷故伎，济南惨案时妄想以英美制日，中东路事件时又幻想联英美制苏，然而帝国主义利益尽管不同，彼此有矛盾斗争，但在保持对华侵略利益上却是一致的，它们不愿看到谁在这点上失措，激起中国人民维护主权斗争高涨，相反，它们往往联合起来，或保持默契以压制中国。
最后，南京政府对外政策本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它既想同帝国主义妥协，争取其支持以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其统治；又想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争取人民，缓和人民同他的斗争。实践中，前者同它的存亡命运攸关，后者又遭到帝国主义反对。南京政府最终选择是照顾前者，牺牲后者，而且愈来愈害怕人民甚于害怕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基本国策的“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这种政策和行动的具体延续和发展。
注释：
①上海《申报》，1926年9月13日。
②《英国政府文件》，F3403／1278／10。
③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7年，卷二，第167-168页、第165页。
④〔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下册，第51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⑤⑥⑦《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118页、112页、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⑧⑩《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PVM27。
（11）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上册，第20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12）《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8页。
（13）《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训话》，1927年4月18日。
（1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3辑，第102页。
（15）（16）《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220页、223页。
（17）（18）（22）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10页、110页、120页。
（19）（36）〔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中译本），第三卷，第476页，第三卷，第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0）史全生：《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14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21）（24）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416页、4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3）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载《革命文献》第72辑。
（25）（27）（28）《东方杂志》第25卷16号、第27卷3号、第28卷10号。
（26）（31）（35）《革命文献》第72辑第175页、193页、第9辑总第1396页。
（29）（30）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42-43页、44页、台北，1982年。
（32）（33）（苏）维戈兹基：《外交史》（中译本），第3卷下册，第673页、717页。
（34）《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406页，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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