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作中，遇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全国小学毕业生就达260多万人， 要继续升学者有83万余人，而初中所能容纳的应届小学毕业生有限，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再增招18万余人，即便如此，仍与要求升学者的数目相去较远。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山东省率先采取了应急措施：积极挖潜，增加班次，并提倡社会办学，接纳一部分人继续学习。同时，动员一部分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山东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解决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认真地加以解决，年复一年，会使我们长期被动，并酿成许多恶果。”中共中央于1954年1月7日转发了山东分局的报告，指出：“……山东和其他几个地方的经验，都证明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出路问题，同时对推动互助合作化运动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都能发生积极作用，这对农业的社会改造和提高农业生产是有好处的。”
当时，中央已经注意到农村劳动生产力素质较低与互助合作化运动的矛盾，而动员大量的不能继续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良药。
据教育部统计：1954年高小毕业生人数约429万人，加上1953 年不能升学的在内，估计将达500万人以上。如将1955年至1957 年的计算在内，今后4 年高小毕业生的人数估计将达1700 万余人。 初中只能吸收500万人升学，还剩余1200万人不可能升学。 一些大城市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曾经酝酿过搞请愿活动。因此，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问题。教育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动员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去从事工农业生产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轻视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从中作梗……这一事实也暴露出中、小学教育工作中一个严重的原则错误……没有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很多教师仍有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观点。”教育部把出现工作被动的责任推给了中、小学教师，而中共中央在批转教育部的报告时则指出：问题的根子还在教育部，“中央教育部应在这方面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
然而，经过做思想工作自愿到劳动生产第一线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多、不少人仍希望能有机会加入到下一年的升学队伍中去。
1955年，合作化运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7 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他告诫在场的各位书记：“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为了配合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形势，8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地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广大知识青年提出下乡的号召。
这年9月初，毛泽东读到《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会计互助网》一文，发现农村合作化需要大量的财会人员，他提起笔在这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9月4日，中共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编辑的内部刊物《互助合作》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继续发挥上述观点，挥笔批下了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广为宣传的名言：“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对于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马上做出了反映，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首次出现了“下乡上山”的概念，但是这里面并不包含“接受再教育”的内容，它的出发点，首先还是解决就业问题，其次则是使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做一番改变农村面貌的事业。
到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工交等行业和基本建设突然膨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不仅可以吸纳城市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还在农村招募了部分工人，就业似乎已不成问题，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工作也就暂时停止了。从1954年到195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只有15000多人〔1〕，这个数字与历年来就业的中小学生相比，仅占百分之零点几。
“大跃进”运动受挫，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有2600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为了消除“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消积因素，中国进入全面调整阶段。
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大力压缩盲目扩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在“大跃进”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如潮般地涌向城市，1958 年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比1957 年增加了2000万人，到1960年，全国职工人数近6000万人，与之相伴的是农村户口的实用性纷纷迁入城镇，三年内吃商品粮的人口猛增3000多万，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致使交通、住房、教育、食品供给等状况日趋恶化。
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根据“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指出：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1961年共下放城镇人口1300万，粮食销量减少40亿斤，精减职工872万人， 工资总额减少了15亿元。
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末的1.2亿基础上， 再减少2000万人。
在此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又成为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话题，被作为精减职工的前奏。196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回乡知识青年邢燕子的事迹，并配发了社论。社论指出：成千上万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毕业学生、复员军人走向农村，“农业战线的实力大大加强了，支援农业的规模空前地扩大了”。与宣传舆论相配合，歌颂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的豫剧《朝阳沟》等文艺作品被褒奖，下乡知青邢燕子、董加耕、侯隽、张韧等人被树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楷模。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做出决定， 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准备在今后15年左右时间内，每年动员和组织城镇上百万的青壮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 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毛泽东闻知此事后兴奋地说：“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这句话一样适用于五年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中国的经济刚刚走上好转的轨道，毛泽东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60年代，正是中国和国际上的多事之秋，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日趋恶化，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因越南南方战火的扩大而加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把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为了防止中央出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的理论之后，接班人的问题就更成为热门话题。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为纪念“五四”运动，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社论中除了要求广大知识青年做”祖国第一代既会写写算算，懂得科学知识，又会使用犁把锄头，农业机械的新型农民“，还对广大知识青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既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新一代的农民、工人、士兵，新一代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就是我们要培养的新型接班人，他们不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成为领导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层干部，并且从这支队伍里，会涌现出各种人才，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无尽源泉”。这些标准，无疑向广大知识青年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对于那些充满幻想，满怀政治热情的青年更具有吸引力。河北束鹿县有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因在社员大会上大讲要当好接班人，使村党支部书记极为恼火，认为这个毛孩子刚下来就想接老子的班，为了不让这个知青具有接班的政治资本，干脆让团支部开除了这个知青的团籍。此时正值“四清”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之际，农村有点权势的人不仅对工作组心存畏惧，而且对知青也心怀芥蒂，“干部怕下乡青年揭底子，会计怕下乡青年接位子”，因而多方设法排挤、冷淡下乡知青。1964年5月9日，中共中央曾批转了《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纠正知青在农村受到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
到1965年8月，10年来累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突破100万人大关，9月25 日《人民日报》为此指出：“它是推动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从50年代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对教育制度提出质疑，并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对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从这段话中，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毛泽东的“再教育”思想。
红卫兵运动兴起，“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被卷入了运动，继之而起的返城风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1966年5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29日， 清华附中的十几名学生悄悄地聚集在离学校不远的圆明园废墟上，宣告载入中国史册的“红卫兵”诞生了，他们的誓言是：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从此，数千万被狂躁心绪驱动的红卫兵，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冲出校门，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高举破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将“火种”撒向全中国。
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很快被卷入红卫兵运动。随着揭批不断深入，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怀疑上山下乡政策，甚至认为上山下乡也同“修正主义路线”有关。一位知青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广东，许多红卫兵的小册子……收集了刘少奇关于上山下乡的讲话，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定是刘少奇的政策……我们要回省城，向全社会提出这个问题，还要弄清这到底是不是刘少奇的路线。1967 年1月，全国各地知青组织代表汇聚北京，要求回城，参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人策划成立全国性的知青组织。为了对知青返城问题加以制止，中共中央于1967年1月11 日发出通知警告说：知青返城是受了坏人利用，其发展的结果可能带来性质的变化。2月17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号召广大知青”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对于”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市逗留“的知青，命令他们立即返回原单位，撤销所有的联络站。对于犯错误的知青给以改正的机会，对于从事破坏活动的要依法惩办。一个星期后，北京市公布了一个全国性知青团体的名单，宣布它们为非法组织。
红卫兵历史使命终结，为上山下乡运动再次吹起号角，毛泽东抓住时机，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逐渐发生了角色易位，1967年1月以前， 大专院校红卫兵是运动的主角。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由红卫兵时代转向工人时代。此时，中共中央内部的斗争已经有了分晓，1月13日， 刘少奇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承担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等职务，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此时在中学红卫兵中，多数红卫兵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清华附中的卜大华于1966年12月写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怀疑有一个人，非常残暴，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踩下去”，“担心会出现斯大林时代的大疯狂”。马甸中学出现了“万万岁刘少奇”之类的当时称之为“反动”的口号。育才学校的一位学生说得更深沉，谁正确谁不正确，“十年以后看”。
在这样复杂混乱的情况下，北京部分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父母或被打成“黑帮”，或被打成“走资派”，或“靠边站”）组成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他们中有不少人被捕。中学的红卫兵运动走入了低谷，许多人游荡在社会上，有些人干起了打、砸、抢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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