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0月31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直到12月10日结束，共开了41天。在此期间，由云南支边知青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活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的六条措施，突出了解决就业和解决好知青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实际困难及对下乡知青切实加以保护等内容。会议上形成的另一个文件是《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规定》，共拟出了40条细则，以便落实《纪要》精神时加以实施。
继之而来的是知青大返城，除了招工招生之外，多数知青利用历年来的知青政策，寻找种种理由，费尽周折，踏上返城之路，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大概就是办理病退。据统计，仅1979年云南的8 万余名知青几乎走完，仅剩下2000余人；北大荒的知青当年走掉32万人，剩下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60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腾飞，城市极大地吸收了来自第一产业的人口。然而就在此一时期，有位美国人却惊奇地发现，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反，“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
将波及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家庭的近1700万知识青年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历史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接纳了农村数千万人的剩余劳动力，到本世纪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两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要流入城市，这代表着现代化过程中，人口的主要流动趋向。不将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相反却要由政府出钱将大量城市劳动力送往农村，其结果是必然扼制现代化进程。中国一定要走向现代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任何人为因素的结果。 自从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之后，中央对知识青年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有一项重大的调整就是提高了上山下乡知青的安置费。在此之前，平均每个知青的安置费只有230-250元，1973年增长到人均500元。 有人概算，仅10年内国家共拨出安置费近100亿元，约占国家总支出的1.2%。这还不包括知青探亲报销的路费，口粮及生活困难补助，因重病及重伤给予补助的医疗欠款，每年举办的各级各类知青会议及培训班的支出，各级知青机构的列支，等等。这样巨大的开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很难估算，能让知青自食其力吃饱肚皮就算不错。在当时这笔账只能从政治意义上去考虑，也许根本没人敢想用这笔钱去建工厂，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能够创造出多少财富？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可以再建工厂，再次解决就业问题，如此滚动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然而，巨大的财政投入却没有带来什么经济效益。这笔账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去算都是一笔糊涂账。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 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他建议，在减少知青下乡的前提下，将知青经费中不必支出的部分用来扶持城市安排知青就业。国务院知青办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研究了具体落实的办法。历史有时很奇怪，当你转了一圈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时，可能意味着人们的认识出现了新的飞跃。从1980年开始，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城市知青就业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无声无息中划上了句号。8月7日，国务院知青办在《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今后知青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实行城乡统筹，把城乡两方面安排知青的工作逐步统一起来，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上山下乡从就业问题触发，到解决就业问题结束，前后经历了整整27年时间。
当我们处在世纪交替的门坎上时，我们不难发现，上山下乡运动使中国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物质，而是人才。到本世纪末，我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将有80%到了退休年龄，接替他们工作的有相当一部分是40-50岁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知青中的部分幸运者虽然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教育中出现的难以弥补的断裂，以及过早地涉足社会与政治，使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鲜有成就，虽然，有的人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甚至成果颇丰，然而就这一代人应该给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讲，是大打了折扣的。据预测，到21世纪，对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将急剧增加，全世界都将出现较严重的人才短缺。日本预测，到2000 年日本将缺少科技人员160 万， 到2010年缺少445万。下个世纪， 世界各国科技人员的需求量将是现在的2-3倍，竞争最激烈的将是人才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付出过中国这样的惨痛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邓小平曾说过：教训也是财富。这句平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纠正以往的错误，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尽管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已是一个“迟来的春天”，但春天毕竟来了。一个能够承受磨难和接受教训的民族，必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注释：
〔1〕还有一种说法是79000多人，见《十年后的评说》，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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