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所有的中小学生都回到学校，进行教育革命。3月25日， “首都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到会祝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将红卫兵运动引入正轨。
一些中学生对文化大革命中无休止的争斗已经感到厌倦，1967 年7月，北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曲折（这是插队时改的名字）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余人报名参加。 他们按照“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由此推断：“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他们以五六十年代下乡的知青为楷模，希望能到“广阔天地”中去干一番事业。但正式决定“上山下乡”时，几百人只剩下了10个人。他们向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上山下乡的计划后，得到热情的支持，经联系，他们被安排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10月9日，他们来到当年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天安门广场， 在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朋友和有关领导面前，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宣读了他们的誓词：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10月11日，《人民日报》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视为“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几乎与“红卫兵大学”成立的同时，毛泽东于7月13 日深夜登上了南行视察的专列，一路上，毛泽东对“文革”以来发生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特别是如何着手结束这场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能否顺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是如何解决红卫兵的问题。随着各地夺权斗争的深入，不少地方的大专院校、中学和群众组织武斗接连不断，死伤时有发生。为了稳定局面，毛泽东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武斗的重点大专院校及中学。7月27日，由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为了抵制“工宣队”进校，“井冈山兵团”头头蒯大富命令红卫兵对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进行袭击，致使“工宣队”6人被杀害，731人受伤。毛泽东听说此事后震怒，马上召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于7月28日凌晨3点至8点，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最后警告他们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8月18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 发表了题为《坚决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要求红卫兵更加坚决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在毛泽东的各项指示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再教育”理论。
“再教育”理论的由来--由于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误解，导入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的误区
1956年1月，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肯定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这个基本判断很快就被毛泽东所推翻，1957年3月，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纠正“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说法，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同年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了《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这样划右派的目标便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为数50余万的右派，其正式的称谓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早在1939年，毛泽东曾分析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断定：“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经过十数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及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反而从小资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了。
毛泽东一直主张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中去，与他们打成一片。1942年5月， 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经过同工农在一起并熟悉了他们之后，“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以个人的经历论断：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因此他不断地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提出质疑，向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出到工厂、农村去的号召，并将“右派”分子有计划地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进行劳动改造。1958年4月， 毛泽东在东湖会议上讲：“对知识分子我们已经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了他们在斗争中迷失方向而且动摇，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本呢？”5 月发表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著名论断。这里的“卑贱者”指工人、农民，“高贵者”指知识分子，表现出毛泽东对体力劳动者的赞美和对脑力劳动者的蔑视。
1962年，中共党内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而在与美国的对抗和与苏联的论战中，毛泽东对青年一代越发感到担忧：“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这种忧虑又联系到了教育制度，他认为，中国的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在这样的学校中青年学生受到了毒害，不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他提出：“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养成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教育革命的深入，毛泽东提出了“再教育”理论
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毛泽东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9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对“再教育”进行了诠释：“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再教育。”此外，文章还对“再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做了说明：“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不仅知识分子需要“再教育”，面临的大批需要安置的城市无法安置的知识青年更需要“再教育”。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的发表，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为什么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要特别强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毛泽东来自农民，对于农民有深刻的了解，他又非常同情农民、爱护农民、乃至过高地估计农民，不仅将农民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实际上的主力军，而且将农民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力量。尽管他也批评农民，但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因此，他在农民与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之间，始终把农民视为教育者，就连他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他要求毛岸英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农民为师。要儿子以农民为师当然有深远的意义：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谁能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看得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将自己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农民身上，试图通过“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运动，不仅使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而且也使农民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尽管毛泽东也深深懂得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时时告诫人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在毛泽东眼中，经过历次运动的农民，与被定为资产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及其教育下的知识青年相比，自然具备教育者的资格。
毛泽东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从青年时代就对学校的教育方法表示反感，因此导致他不重视正规教育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在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他更加迷信于自己以往的经验，过分夸大直接经验的作用，而忽视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甚至片面地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脑力劳动则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劳动。因此，将与工农相结合作为缩小三大差别和培养接班人的唯一途径。
李庆霖斗胆上书毛泽东诉说苦衷，周恩来主持专门会议研究知青工作，推出新的知青政策
当时在知青中盛传着这样一副对联：“老子有能儿返城，老子无能儿务农”，横批：“比爹”，表现了广大知识青年及其家属对于“走后门”返城的反感。为了制止这种“不正之风”的蔓延，中共中央下发了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12月10日，再发出44号文件，要求坚决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走后门招工入城的，必须退回。但是，不论中央如何三令五申，“走后门”依然长盛不衰。这种现象在知青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兼之林彪事件所引发的震动，以及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遭到的窘况，促使人们开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反思，运动初期的狂热逐渐降温，从真心实意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转向被动式地接受现实。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斗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李庆霖反映了知青在农村的情况，说他们在农村无法养活自己，“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不去过向，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李庆霖还用了大量笔墨指控“走后门”，他说，在知青中，一部分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招工、招生、招干去了“。毛泽东见信后复了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
毛泽东复信后的第四天，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解决知青工作问题，特别强调一定要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6月， 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周总理带病听取了汇报，主持修改会议文件，接见会议代表，做了重要讲话。他说：不能让主席再把自己的工资寄去了！财政部门要对知青经费做预算，搞个规划，上山下乡是个长期任务。1973年到1980年下乡的人数，头四年每年150万，后四年每年100万，加起来1000万，每人补助600元，就需要60个亿。这次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 形成了一个报告和两个附件。附件之一《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统筹解决问题六条办法：（1 ）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知青工作的领导；（2）切实解决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 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3）大力加强对下乡知青的培养教育；（4）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5 ）对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做坚决的斗争；（6）将上山下乡的长远的全面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 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
为了配合”六条办法“的落实，从1973年8月开始， 严厉打击迫害、摧残知青的坏人，并于11日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104 号文件，向全国通报了判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两名奸污迫害女知青的军队干部死刑的案件。由于各地多存在占用、挪用、乱用，乃至贪污、挥霍安置费的情况，造成部分知青未能完全享用到国家拨给的专款和补助，同时开始了全国清理知青安置的工作。直到1979年，国务院知青办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知青经费管理使用的暂行规定》，才算形成了比较详尽具体的法规性文件。
至于”走后门“问题，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被说成是：“刘少奇和林彪一伙为了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妄图毒害和争夺青年一代”而刮起的邪风。为此规定，在知青招工、招生、征兵、要经知青小组评议，征求带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结束，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知识青年问题变成非常突出的问题，上山下乡运动步入尾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倒台， “文化大革命”由此结束。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13日， 为解决好知青问题，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从1968年到1978年，上山下乡知青已达1680万人，其间又有一部分人上学、进工厂、当兵等离开农村、农场，实际在乡（场）的知青还有950万人。 这次会议后，对上山下乡政策又进行了调整，留城面进一步扩大，对返城就业的政策也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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