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军历时两年、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是以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的大会师为胜利标志的。60年后的今天，在纪念这个历史性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记起朱德总司令。由于他正确地贯彻党的北上方针、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终于克服了漫漫征途上的危机和艰险，铺平了通向胜利会师的道路。
一、把南下部队引向重新北上的道路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时，两大主力部队合起来兵力超过10万，如果能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合力北上，将十分有利于红军完成战略转移、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是，由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会师后他代替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导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三个月后又在草地分离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给党和革命队伍带来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时，率红军总部同张国焘在一起行动的朱德，身陷逆境，但他以其特有的坚定和智慧，挑起了克服这场危机的历史重担。他把高度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的斗争可以概括为四个特点：
第一、不离开队伍。
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朱德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脱离张国焘单独北上，或率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寻机转而北上；二是跟着南下的部队走。两种选择比较起来，虽然第一种选择有一定风险，但可以回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队伍里，很快完成长征；而第二种选择，不仅要经历更多的艰难困苦，而且难免受到张国焘的挟制甚至迫害。朱德经过考虑，毅然选择了后者，为什么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随党中央北上陕甘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7000余人，加上陕甘苏区的红军也不到1.5万人，而随张国焘南下的部队仍在8万以上，显然，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是党在领导鄂豫皖根据地、陕川根据地的斗争中艰苦创建起来的，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而且朱德相信，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一旦广大指战员通过实践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就会拥护北上抗日的方针。不离开南下队伍，是朱德最终能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前提。
第二、不背离原则。
朱德同一向专横跋扈的张国焘一起行动，处境是十分艰难危险的。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坚持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临大节而不辱”。
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10凌晨随党中央先行北上后，张国焘企图迫使他们背离中央，于12日致电红一、红三军领导人，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望速归来”，[①]朱德断然拒绝签署这份电报，张国焘只好以个人名义发出。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张国焘立刻制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为此，他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没有答应。他又在阿坝、卓木碉等地开会，在会上攻击中央率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是“逃跑主义”，并逼迫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朱德面对围攻，不为所动，坚定地表示：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还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他还以事实驳斥张国焘等污蔑毛泽东的流言蜚语。朱德还陈言大义：“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敌当前，要讲团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②]
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树起反党旗帜，宣布另立“临时中央”。还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不能另起炉灶”，“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③]
第三、不激化矛盾。
朱德对张国焘的斗争，既讲原则，又讲策略，既讲斗争，又讲团结，而且是立足于团结，把问题作为红军内部的矛盾来解决，防止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的，从而导致革命队伍的破裂。为此，朱德忍辱负重，“胸怀大如海”，不计较张国焘及其追随者对他的刁难、攻击、谩骂和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同时，做好那些反对张国焘的同志的工作，要他们耐心等待，顾全大局，不激化矛盾。
当时，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原一方面军部队中有人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耐心地对他们讲：我们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他特别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有可能遭到打击迫害的负责干部：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对被张国焘抓住把柄、加以打击迫害的干部，朱德则竭力给以保护，使他们免遭不测。
不激化矛盾，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就给张国焘“留下转圜余地”，赢得了一步一步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时间；就避免了革命队伍的最后破裂，使红军最终走向团结统一。
第四、不放弃职责。
对这一点，当时红四方面军军事负责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曾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终至不能在川康边立足。经过几个月苦战，部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朱德开始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主动。
1936年2月初，南下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在战局日益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川西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这时，接林育英、张闻天从陕北来电，就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成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也不得不同意。于是，南下部队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朱德对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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