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区，共产党所进行的土地革命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关键就在毛泽东等人紧紧地依靠农民。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使农民们很快地看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苏维埃与国民政府两者之间谁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和好处。共产党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交给农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持共产党、投身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
与毛泽东相反，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派人，围绕着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试图用“乡村建设”来拯救中国。1928年4、5月间，梁漱溟向国民政府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这是梁漱溟系统阐述其乡治主张的第一份文献。他在建议书中解释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标名“乡治”。“乡治”一词，沿用古语，在中国古代有此一种制度，充分涵有今日所谓地方自治意义在内。今欲提倡建设一种中国化的地方自治，故特标定此名。[（8）]第二，培养国民新政治习惯，为什么要从一村一乡的小区域开始？好处有三。“一则利害切近，所有问题皆眼前易见，易于引起注意与过问。二则范围小，则其有所过问有所主张活动，易于见影响生效力，必其注意力所及，活动力所及。三则人事熟悉，情谊得通，易于合作。”[（9）]由于多种原因，梁漱溟此时的主张仅限于宣传和鼓动，尚未真正付诸实践。一般将其视为实行乡治的第一阶段（或称准备阶段）。
1929年秋，经王鸿一介绍，梁漱溟到河南筹办村治学院，起草《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并任教务长，主持具体工作，次年又接办《村治》月刊。一般把梁漱溟在河南实行村治，看作乡治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有了重大差别，或者说变化。即在广东办乡治是为了培养国民新的，西方式的政治习惯，奠定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础；而河南办村治则是要培养国民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最后目的也不再是为了实现西方政治制度。这是因为，此时的梁漱溟在中国出路问题上又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把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作者注），很像样站立在现在的世界上。”[（10）]以往“自救运动正是祸国运动”[（11）]。根据这个新认识，梁漱溟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即“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2）]。
为什么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在中国走不通呢？根本的问题在中西精神不合。按梁漱溟的意思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一个民族的人生态度决定着它的文化模式，包括政治制度。西方人力量向外用，向前要求，争取个人的权力，不甘退让。正是凭着这种“争”，实行和维护民主政治。相反，中国人讲求调和持中，寡欲知足，随遇而安，与世不争。中国人这种人生态度不变，西方民主政治就永远不能实现。第二，竞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每逢议员、总统选举，举国若狂，奔走竞争。可以说，西方人“好动”，中国人则“好静”，历来崇尚的是谦德君子。若照搬西方竞选模式，人人“炫才求售”，那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第三，西方人尚恶，彼此不信任。个人主义、权利观念先于法律制度而存在，因而实行三权分立，彼此牵制，互为监督，相防相范。相反，中国人伦理观念极强，“一切事物均在伦理关系中”，人性尚善，彼此信任，尊重。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绝少相对抗衡的形式。因此，在中国以法治国，似乎完全没有必要。第四，西方人在经济上创造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人类的现世幸福，但也存在着“对外肆以侵略”和“物欲至上”的弊端。与此相反，中国人主要追求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故而西方政治难以满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
从上面的比较分析看，毛泽东的“农村革命”更多地是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去奋斗，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则更多地是从农村的伦理关系去努力。前者务实而收效明显，后者务虚而空洞乏力。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二者的实践都是在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压制和约束的状况下进行的，因此，从总体上说，10年艰苦的尝试，其农村改造的成效甚微。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为寻求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双方都从农村入手，进行了相当丰富而又十分艰难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从总的方向上看，有它一定的一致性，也就是所说的趋同性。双方都本着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高度责任感，都抓着了“农民”这个根本问题，因而双方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自己所满意的成就。梁漱溟曾非常自信地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合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已是无疑，不必再说。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13）]毛泽东也十分肯定地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14）]
当然，这10年中，毛、梁二人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双方都承认，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在农民。但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二者都不认同对方的方式和道路。这种分歧和对立的根源在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中西方文化的认识不同。
三
10年的心血、10年的努力，虽然历尽坎坷，收效甚微，但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可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了能继续有效地奋斗，梁漱溟、毛泽东在30年代末，分别都写出了一部里程碑式的着作，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他们各自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即《乡村建设理论》和《新民主主义论》。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分上下两部。上部阐述了他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怎样看待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下部则围绕着他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张，详尽阐述了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关于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他指出：“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旧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15）]近代中国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之所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在于中西文化交流所致。他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无办法。……有如堕甑之不可完复。”[（16）]西方文化的冲击，伦理本位的被破坏，使中国许多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使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17）]。梁漱溟认为，中国过去的社会构造非常巧妙，没有垄断，士农工商，各有前途，机会均等。但自从西学东渐以后，中国逐渐出现垄断，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亦被破坏，教育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使中国有可能发展为阶级对立的社会。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国民有四大缺点：缺乏国家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制精神。因此，“任人宰割实属必然”。西方“集团的，积极的，斗争的，有力的”文化必然战胜中国“散漫、消极、和平、无力”的文化。[（18）]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呢？梁漱溟认为，只有统一才是出路。中国问题的“苦闷之焦点”在于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19）]于是他提出，中国政治问题要分两步解决。树立统一稳定的国权为第一步，有此统一稳定的国权，即可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建设一个政治上达成民主主义，经济上达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须到建国完成，方为政治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为第二步。[（20）]“政治的根本在文化”[（21）]，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由文化失调这一根本问题而引发出来的。因此，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从文化上入手，而解决文化失调又必须从乡村建设开始，才能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由此，他又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在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22）]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共谈了15个问题，非常熟练而准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对中国过去和现时社会进行了解剖，对中国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与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作了严格的辨析和认定。充分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才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2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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