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学界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统治集团中抱有和平愿望者大有人在，如果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态度不那么僵硬，能够作出让步妥协，那么就会使主和派地位巩固，压制住主战派，太平洋战争就可以避免。事实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挑起的，因此本文以日本方面为主对上述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截然对立的两种对外战略目标
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的新任外交大臣松冈洋右通过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寄语罗斯福总统，表示“维护世界和平，他也极为关切，而且终生向往，不过”，“世局既然是在不断演进、变化和发展，就不能靠固持现状来保卫和平”，“世界必须建立新秩序，世界和平必须以适应发展变化为基础。”8月3日，罗斯福回答松冈说：“愚见以为，真正的、持久的世界和平，只有靠循规蹈矩的行事方法，公平合理的待人方式，才能取得，这又首先需要尊重所有有关各方的权利，允许一切国家俱得遂其合法愿望。”①由此可见，日美两国的对外战略目标截然对立：一个要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一个则竭力维护它。
日本法西斯打破原有国际秩序的思想由来已久。1918年12月，刚刚进入内务省的年轻的近卫文磨公爵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题为“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的文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结为“英法等国肆无忌惮地抢先占领世界劣等文明地区，使之殖民地化，独占其利益”，而德国等后进国没有应该获得的土地，无法找到膨胀发展的余地。大战是“维持现状国家与打破现状国家之争”，日本人不能不对德国寄以“深厚的同情”。他抨击英美等策划的战后和平不过是“对自己有利的维持现状的和平”，要求“承认日本人正当的生存权”，鼓吹日本“在这种权利受到不正当的压迫的情况下，必须与之彻底抗争”，“为了生存的必要，不得不如战前的德国那样采取打破现状之举。”②所谓“打破现状”实际上就是与英美进行争夺，重新瓜分殖民地。这是日本法西斯对外思想的核心，也贯穿于近卫的一生。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实施法西斯对外侵略计划，打破了美国确立的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秩序，是日本与美国争夺殖民地、走向日美冲突的重要一环。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鼓吹侵占中国东北时说：“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③另一个直接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所谓的“世界最终战争论”，宣称未来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是代表西洋的美国与代表东洋的日本之间的争霸战，为此占领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十分必要④。近卫进一步提出“有的国家”和“无的国家”的侵略理论。他说，日本“应该解释在满州的行动是我国生存上之必要的理由”，“直率地说明我们关于世界和平的信念。”日本希望真正的世界和平，不只是排斥战争，而且要求消除战争的原因即领土的极不公平的分配、破坏人种语言统一的政治性边界的存在、重要原料的分配不均等国际间的不合理状态。为了调整这种不合理，应该确认经济交通的自由和移民的自由。因为这两大原则在最近的将来不能实现，日本不得不选择向满蒙发展这唯一的道路⑤。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把“打破现状”的对外战略目标具体化，制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军部第三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把“美、苏、中、英”作为假想敌国。同年6月，第一届近卫文磨内阁成立，宣布以缓和各方面的相互对立，实现国际正义和社会正义的使命。近卫解释说，“有的国家”和“无的国家”的对立是世界不安之源。缓和这种对立，必须以国际正义指导为精神，实现资源获得的自由，开拓商路的自由和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劳动力移动的自由。在国际正义实现之前，属于“无的国家”的日本必须确保自身的生存权。日本的大陆政策是确保生存权所必要的⑥。至此，日本公开以打破旧秩序的侵略理论指导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久即爆发了全面侵华战争。
1940年7月，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把法西斯的侵略理论推向顶峰。26日，内阁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确定“皇国的国是是遵循八紘一字的肇国精神，以确立世界和平为根本，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⑦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首次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口号，宣布日本的外交方针是“根据皇道之大精神，首先确立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排除横在这条道路上的有形无形的一切障碍。”⑧
日本法西斯的对外战略目标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基础。它植根于军国主义传统，又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由于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主张打破原有的世界秩序，重新瓜分殖民地。这一对外战略目标，制约着日本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维持现状的目标不可调合。太平洋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只着眼于分析个别人物和具体政策，忽略了战争根源的大背景。
二、避战派不是主和派
太平洋战争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日本统治集团在处理日美矛盾时所作出的决策是走向战争的直接原因。他们之中并不存在某些日本学者所说的主和派。
“九·一八”事变后，日美关系日趋紧张。1940年6月，纳粹德国席卷西欧大陆，引起日本法西斯的扩张狂热，叫嚣“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策划乘机侵占东南亚。7月，新成立的第二届近卫内阁正式确立了南进政策，同时也预见到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对此，7月27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决定：“因帝国推行必要措施而必然引起迫不得已的关系恶化，固然在所不辞，但应经常注意其动向，采取避免由我方主动增加摩擦的方针”，在向南方“行使武力时，应极力将战争对手只限于英国一国。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对美开战也将不可避免，因此，应作好充分准备。”⑨日本所希望的是，既能达到南进独占东南亚的目的，哪怕冒战争的风险，又避免引起日美战争。可以说，在日美战争问题上，此时日本统治集团基本上都是避战派。但是，日本的双重希望是相互矛盾的，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这一矛盾的推动下，统治集团经历了三个阶段，由避战转向开战。
第一阶段（1940年7月至1941年5月）是日本采取对美强硬政策阶段，它的主要代表是外相松冈洋右。松冈为人狂妄自大，傲慢固执。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实力社会，蔑视弱者，尊敬强者，只能比对手强才能成功。他经常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美国的民族性：在狭路上与美国人相遇，必须让路才能通过时，两方稍一僵持，美国人就会劈面打来。如果你轻易屈服，下次必定还会遭打。如果你不服输照样回敬他，美国人就会大吃一惊重新认识对手，以后就会友好相处。基于这种对美观，松冈主张“以毅然的态度”处理日美关系最为得当，也就是采取强硬政策压迫美国让步，从而避免战争⑩。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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