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冈的主持下，日本签订针对美国的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正如松冈在9月19日讨论三国条约的御前会议上回答质询时所说，“美国对日感情已经极端恶化，绝非略一讨好便能恢复”，防止美国形成对日包围的阵势是本条约的目的（11）。1941年4月，松冈的得意之作《日苏中立条约》签订。这两个条约体现了松冈的外交战略设想：由德日意三国同盟发展到德日意苏四国联盟，取得国际格局中对美优势，迫使美国屈服。
构冈主观上也企图调整日美关系，启用了较受美国欢迎的野村吉三郎任驻美大使。但是，在他1941年2月7日给野村吉三郎的训令中称美国“不了解日本的真意”，“把我方的行动误解为对美国的恫吓”，指示野村向美国朝野说明“日本决心即使以国运相赌，也要向既定国策迈进。”（12）这无异于是给美国的战争宣言。松冈推行强硬政策的结果只是使日美关系更加恶化，走向战争边缘。
第二阶段（1941年5月至7月）是避战派第一次分化斗争阶段，最后松冈被赶出内阁。松冈外交最初得到日本统治集团的一致支持。分歧是从日美谈判正式开始的。1941年4月，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商定，以民间谈判制定的谅解方案作为政府正式谈判的基础，同时赫尔提出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四项原则作为谈判的前提。日本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主张接受这一对日本有利的谅解方案。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国力大损，难以应付更大规模的战争，他们设想对美国作些让步，达成妥协即可一箭三雕：一则利用美国向重庆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投降，彻底摆脱中国战场的困境；二则仍可实现南进掠夺东南亚资源的目的；三则维持日美关系，保证重要战略物资特别是石油的供应。
日本陆军一直力主向大陆扩张，南进也主要是摆脱中国战场的困境，即使需要对英作战，也要避免对美开战，主张“英美可分论”。因而，陆军对日美谈判较为积极。收到日美谅解方案后，陆相东条喜形于色，他说：“美国的提案中处理中国事变是第一位的，从而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必须坚决利用它”，日本“现在没有与美国对峙的军事上的余力。”（13）
海军长期以向南洋扩张作为自己的目标，认为日美战争不可避免，英美不可分。应该承认，在海军内部确实有部分人对日美战争态度犹豫甚至加以反对。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承认美国国民有“伟大的斗争意志和不怕风险的精神”，极其重视美国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工业能力。他说：“即使只看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和得克萨斯的油田，就可以知道以日本的国力是不能把对美战争或者建造军舰的竞争干到底的。”（14）避战派多次反对德日意缔结同盟条约，唯恐导致日美战争。海军内部也有一批主张对美一战的少壮军官。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以后，他们的势力逐渐扩大，进而要求早日开战。海军在内部意见不完全一致的背景下，与陆军协调，同意接受日美谅解方案。松冈洋右与统治集团中多数人的主张相左，坚持继续对美强硬，毫不让步。松冈外交已经背离了前述1940年7月27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确定的方针，内阁无法统一。7月16日，第二届近卫内阁辞职，2天后第三届近卫内阁成立，更换外相，由丰田贞次郎接任。
第三阶段（1941年7月至10月）为避战派第二次分化斗争阶段，最后主战派取代避战派，成立了东条英机内阁。近卫以及陆海军首脑与松冈的矛盾主要在于是否要避免日美战争而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侵占东南亚方面没有根本分歧。因此，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加强对南方扩展的态势。帝国为达此目的，不惜对英美一战。”（15）7月21日，日本强迫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同意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要求，向南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立即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资产，禁止包括石油在内的对日本的出口。英国和荷属东印度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日美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国谈判也毫无进展。8月26日，近卫致电罗斯福，提议迅速举行首脑会谈。9月4日，日本政府提出谈判的新提案。虽然日本方面较为主动，也在枝节问题上作了些妥协，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决上不让步，自然被美国拒绝。
在这种背景下，原属避战派的军部转变为主战派。他们担心继续拖延下去，石油和其它重要军需资材日益枯竭，军事力量终将陷入瘫痪，而英美军备逐渐增强，因而把战争视为死里求生，认定晚战不如早战。尤其是陆军认为，“美国国民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民，厌倦长期战争，美国士兵不象日本士兵，经受不了困苦匮乏”（16），对战争前景心存侥幸。8月底，陆海军取得一致意见：在外交交涉仍不能取得妥协时，就动用武力。根据军部的主张，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在外交谈判到10月上旬仍无实现我方要求的希望时，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在谈判还是开战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再次发生分歧，形成首相近卫、外相丰田、海相及川古志郎与陆相东条以及参谋总长杉山元、军令总长永野修身之间的对立。近卫性格懦弱，一贯屈从于军部。他表面上宣称与美国总统的会谈达不成谅解的情况下，要有拂袖而去的觉悟和对美作战的觉悟（17），实际上却是色厉内荏，认为凭日本的国力，不能同时以美苏为敌是日本外交与军事的铁的根本原则。三国同盟本来是以日德苏合作为前提的，由于苏德开战，该前提消失，苏联与英美结盟，使日本面临两个敌人（18），因而，日美冲突不可取。近卫一方面同意了军部限定谈判期限的主张，另一方面主要寄希望于谈判成功而避战。近卫甚至幻想通过罗斯福会谈解决一切悬案，然后依靠天皇的权威予以批准，平息反对意见（19）。
10月2日，美国对日本的新方案给予答复， 指出只有在举行预备会谈取得谅解后才能进行首脑会谈，重申了赫尔四原则和日本从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实质内容的条件。随着规定的谈判期限的临近，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公开爆发。近卫主张，依靠外交较依靠战争有更大的把握，日美谈判仍然有妥协的余地，日本应该卧薪尝胆作出让步，在最关键的从中国撤兵的问题上可以采取原则上承认撤兵而实际上驻兵的方法。外相丰田公开表示，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是轻率的。而陆军首脑会议在10月6日判定，日美会谈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因此不得不开战。东条强调，“驻兵是核心”，绝不能让步。10月16日，既不敢进行战争又无法进行谈判的第三届近卫内阁被迫辞职。18日，以主战派东条英机为首相的新内阁成立，对美开战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对外扩张侵略是日本法西斯至高无上的要求，南进和拒不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是日本统治集团的一致主张。我们不否认其内部存在避战派。但是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只要他们坚持扩张就不可能避免日美冲突。松冈以强硬外交避战加剧了日美矛盾，力主谈判的近卫作出的南进决策也同样是在向战争迈进。避战派的“和平”是日本肆意侵略而其它国家不准反抗的“和平”。避战派不是主和派。东条英机由避战派变为开战派，并且组成了开战内阁，正是日本统治集团走投无路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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