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和军事
在美国，“军备竞赛成了科学政策中的主要因素”。（15）在日本，“以民需民生为主导是科学技术的最大特征”。（16）两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是大相径庭的。
首先是两国政府对军事科技的投入相差悬殊。战后，联邦政府拨给国防部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平均占到政府科研费总额的一半以上，加上空间、能源及其他领域用于军事目的经费则在2／3左右，超过了全世界军事研究与发展经费总额的1／3，如1979年两者之比为138亿美元／350亿美元。（17）战后日本的军事科研费仅占政府科研费总额的2-4％，其绝对值比美国小两个数量级，如1965、1975、1985三年，日、美两国军事科研费（单位：日元）之比分别为40.77亿／24322亿、169.49亿／27724亿、586.77亿／67453亿。（18）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的变化：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苏美关系的缓和，美国的实际军费已在缓慢削减。尽管布什表示，即使军费削减，政府支持军事科研的方针不变，但实际上，从1988年起，国防研究与发展经费逐年减少，耗资1480亿美元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计划”也修改为耗资410亿美元的“战区防御导弹计划”。（19）当然，以维护、 扩张所谓“自由世界”为己任的美国政府是绝对不会放弃国际军事技术竞赛的。正如前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西蒙·拉莫所说：“即使核裁军实现，世界也不会有普遍的和平，国家之间的差异仍会存在，军事技术竞赛仍将继续。”（20）
第二，两国军事科技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不同。在美国，军事科技的巨大进步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是互为推进的。80年代，参与军工研究和生产的工业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1／3以上，直接为国防部订货而生产的人员达4-500万人。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约占全国总数的2／3，其中60％左右正在直接间接地为国家的军事目的服务。（21）军事科技还带动了一系列高科技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它甚至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地理，六七十年代，从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南部15州“阳光地带”的崛起，正是联邦半数以上军事研究费投入的结果。而在日本，其军事科技的现状虽然已经形成了可观的军工生产能力，但这种能力同国家巨大的总体经济实力相比仍然是弱小的。如1980年，日本的兵器产值仅占工业产值的0.4％，兵器中电子机械的产值仅占电子电器工业产值的0.6％，尚不足收录机的一半。（22）
第三，两国军事科技在国家科技中的地位不同。“在美国，就其高技术而言，占第一位的肯定是军事技术，高技术就等于军事技术。”（23）的确，源于美国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其开创性科技成果的绝大多数都是美国政府出于军事目的精心组织的产物，它使这次科技革命具有前两次科技革命未曾显示的浓重的国家化和军事化色彩。长期以来，美国人轻视家用电子学，不把它看作是应该花费力量的高技术。近年，不少科学家、工程师热衷于参加“战略防御计划”，这正是美国人的挑战精神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片面发展的结果。
在日本，和平宪法和武器禁运三原则遏制了军事科技的发展，而且“被原子弹轰炸国的无形的社会思想压力使日本科学界敏感地保持着与军事的隔离”。（24）因此，战后的日本政府以主要精力发展民用科技，军用科技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安保条约，日本的产业能够利用与武器有关的美国技术”，（25）将它们改造发展成同时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民用技术和产品。例如，发明在美国的晶体管（1948年）、集成电路（1959年）、大规模集成电路（1969年）的初期产品几乎全被美国国防部购买、以为军用，而相应的技术专利在日本通产省的大力撮合下迅速引入日本后，却由那里的厂家制造出最早的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1955年）、台式计算器（1967年）和个人用电子计算机（1969年）。
然而，脱胎于美国军用科技的日本民用科技水平的提高已经大大增强了日本潜在的军事科技力。作为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日本政府“既然拥有如此广泛的优秀民用生产技术，就想以这些技术为基础开发新式武器，这是很自然的”。（26）这种倾向愈到后来愈加明显：70年代，日本增加了与军事特别有关的空间科技投入；80年代，政府特准私人企业单独与美国签订合同参加“战略防御计划”；1990年3月，美国防部报告，在20项极重要的军事技术中，日本在半导体、生物、机器人、超导、光子等五项技术中居于领先地位，（27）日本的某些尖端技术已经成为美国军事所必需。1990年，随着日本军费突破4万亿日元大关（即超过300亿美元，仅次于美、苏）其军事研究与发展资金已达1030亿日元。（28）这表明，日本科技的军事成分正在悄悄地增长着。
科学与技术科技与生产
“二战”后，美、日两国为发展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开发科学和推动技术进步所设置的机构及其职能配比是十分相似的，但在处理三类科学的轻重关系、促进科学与技术、科技与生产相互转化的政策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的科学阵容非常强大，但作为美国科学政策突出点的则是政府对基础科学的高度重视和强大支持。早在1945年，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和发展局主席布什曾经说过：“一个依靠外来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它有怎样的机械技艺，其工业的发展将是缓慢的……”（29）事实上，除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的短暂例外，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始终是稳定增长的。全国基础研究2／3左右的经费由政府提供（1965、1975、1985三年分别为70.8％、68.1％和66.5％）。（30）其绝对额以1972年定值美元计，分别为24.34亿美元、25.33亿美元和37.74亿美元。（31）而日本除了高速增长期的前段（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一度效法美国、对基础研究非常重视外，其余时间都是将它放于次要地位的。例如，1965年，基础研究在三类科学研究中所占比例曾高达30.3％，但到1984年则降为13.6％。（32）至于两国政府承担基础研究费的绝对额更是悬殊。1980年，美国负责推进基础研究的主要政府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为2212亿日元，而1981年日本政府的相应预算--文部省科学研究补助金则仅为358亿日元。（33）80年代， 日本政府尽管再次强调“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勇于向风险挑战，开拓未知的领域”，（34）但几年来，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并无明显增加，政府研究机关基础研究的比率反而从1980年的15.2％降为1984年的13.1％，同时期，只有企业的基础研究费增加了84.2％。（35）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举世公认的科学最高水平的象征，考察一下战后两国获奖的人次数，政府支持基础科学在程度和效果上的差异就看得十分明显了。 1945 -1989年，美国是140次，而日本仅5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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