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上郡守匽氏戈考
http://www.newdu.com 2024/09/14 01:09:47 武汉大学简帛网 吳良寶 参加讨论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四川青川郝家坪M50出土的秦律木牘，銘文云：“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王命丞相戊、內史匽氏、臂更修爲田律”，時在秦武王二年（前309年）。[1]其中的“戊”通“茂”（上古音均在明母、幽部），即伐取韓國宜陽、通三川之道的丞相甘茂。木牘中“匽氏”的“氏”字舊曾釋爲“民、取、身”等，[2]學者已改釋“民”字爲“氏”，認爲“匽氏臂”是內史之名。[3] 澳門珍秦齋收藏了一件“十四年□平匽氏戈”，[4]通長21.9、欄高11.1、內長8.3釐米，直援、中長胡三穿、內有刃。戈的內部刻有2行9字：“十四年□平匽氏造戟”（圖一），內背面刻有“平陸”2字。該戈的形制與《新收》1412“王四年相邦張義戈”（廣州南越王   圖一（選自《珍秦齋藏金·秦銅器篇》第59、60頁） 墓出土）幾乎全同，而後者是惠文王稱王改元後的第四年時所造，因此學者定“□平匽氏戈”的年代爲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前311年）。 李學勤認爲“□平匽氏戈”銘文與青川木牘中的“匽氏”可能是職官之名，“□平匽氏”的“□平”是地名，“內史匽氏臂”當是指內史之“匽氏”名“臂”者，原因在於“銘文人名不應有氏”。[5]而董珊認爲，“據秦兵刻辭文例，‘□平’爲職官名。木牘與戈銘‘匽氏’是同一個人，這説明‘匽氏’其人先在‘□平’的職位上，到秦武王二年時，又得到遷升，官至內史”，相應地青川木牘中的“匽氏臂”應視爲“匽氏”、“臂”兩個人。[6]由於秦兵器刻銘中罕見職官之前綴有地名的例證，因此“□平”爲地名、“匽氏”是職官的可能性很小。 無獨有偶，近見一件私家收藏的有銘戰國秦戈，[7]據傳出土於安徽馬鞍山一帶。該戈直援微上揚、內部開刃，胡部三穿，內部正面刻有2行11字：“十四年上郡守匽氏造，工鬶”（圖二），內背刻有置用地“洛都”，胡部刻有“博望”。從形制與銘文來看，戈的鑄造年代比較造，應是秦惠文王時的兵器。戈銘中的“匽氏”，可與上引青川木牘、珍秦齋藏兵器的銘文相對照，視爲同一人應無問題。[8]從秦惠文王時兵器“王八年內史戈”、[9]“王四年相邦張義戈”銘文中的內史均兩個人的情況看，董説青川木牘中的“匽氏”、“臂”爲人名，甚是。   圖二 珍秦齋藏戈無從反映秦惠文王十四年時匽氏的職任情況，青川木牘則表明秦武王二年（前309年）時匽氏已出任秦國的內史。由於秦惠文王改元之前只有十三年，因此這件“上郡守匽氏戈”的鑄造年代只能是後元十四年（前311年）。匽氏在惠文王末期曾擔任上郡的郡守，這是戈銘可以補充史書相關記載之處。 據《史記·魏世家》等，秦國上郡得之于魏國。先是秦國敗魏軍于雕陰、魏獻河西地，接著佔領魏國黃河東岸的汾陰、皮氏等地，魏國被迫“盡入上郡于秦”，時已至秦惠文王前元十年（前328年）。秦國上郡的設立時間，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學者間的意見雖有分歧，但大抵認爲不出秦惠文王、秦昭王早期。比如，譚其驤認爲秦國在前328年魏獻上郡之時即已設立了上郡，[10]而楊寬推測“秦於公元前304年設置上郡，郡治膚施（《水經·河水注》。膚施在今陝西榆林東南）”。[11]從出土資料來看，楊寬的這個意見顯然不可信。秦兵中有“王五年上郡疾造戈”、“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戈”（《集成》11297）等，楊寬、陳平都認爲其鑄造年代是在秦惠文王稱王、改元之後，[12]此説已爲學界公認。這幾件“王某年上郡”兵器可以證明秦國上郡的設置不得晚于秦惠文王後元五年（前320年）。[13] 附帶説説戰國中期上郡膚施縣的歸屬及相關問題。 《水經·河水注》卷三“帝原水······又東南，注奢延水，又東徑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熊會貞按：“《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蓋魏置而秦昭王因之。”[14]據《趙世家》，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裴駰《集解》引徐廣説、張守節《正義》等認爲在今陝北的延安市。但歷史上膚施移治延安是在隋代大業三年（公元607年）之後，戰國至秦漢時期的膚施應在今榆林縣南。[15] 儘管膚施縣的始置情況不明，從“言昜[16]一釿”等布幣（《貨系》1376——1389）、“  昜戈”[17]等資料來看，魏國曾在言昜（今陝西神木南）鑄造貨幣、兵器，其南面的膚施確有可能是魏國已設置的縣，熊會貞推測膚施是魏國置縣不爲無據。魏國在陝北一帶的疆域範圍，史書罕有明確的記載。除了《魏世家》所説的“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就是《戰國策·齊策五》提及魏惠王“其強而[北]拔邯鄲，西圍定陽”（這個“定陽”還有屬趙、屬秦的分歧[18]）。黃盛璋曾推測“十九年亡智鼎”（《集成》2746）銘文中的“朔旁”在今內蒙古河套地區，[19]實際上並沒有其他依據可以證明其説。言昜鑄造的布幣與銅戈只能説明魏地曾抵達今神木一帶、膚施之地可能是魏國領土而已。楊寬認爲惠文王後元五年時“膚施尚爲趙地，未爲秦所有”，[20]其説不可遽信。檢《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二十六年攘地“西至雲中、九原”，時當秦昭王的元年、七年。因此，如果沒有別的依據，是不能得出秦惠文王後元五年時膚施已是趙地的意見的。李零認爲，膚施本來是魏國的河西之地，直到公元前296年仍是秦地；已知的十幾件上郡戈大體是秦惠文王後元到秦昭襄王晚年的器物，都證明“趙惠文王滅中山時，上郡膚施確是秦地”，趙根本不可能遷中山王到陝北的榆林；遷中山王的地點應爲趙國的膚施，在今山西五台縣境。[21]今按，多件秦上郡兵器加刻的“廣衍、洛都”等地名，加刻的時間不一，並不能直接證明自秦惠文王時膚施一直是秦地。即以“十二年上郡守壽戈”、“上武廣衍矛”（分別見於《集成》11404、11509）的“廣衍”置用地爲例，只能説明廣衍屬秦不能晚于秦昭王十二年。在史書記載有缺、秦兵刻銘沒有直接出現“膚施”地名[22]的情況下，是不便推測膚施屬秦的初始年代的。至於楊寬所説“《水經注》以爲秦昭王三年以膚施縣爲上郡郡治，‘三年’當爲‘十三年’之誤”，[23]僅是一種推測，並無可信證據。 趙國在陝北曾經佔據“言昜”（《貨系》3994——4002“言昜”刀幣）、“扞關”（《趙世家》；《古錢大辭典》333“干關”布幣[24]）等地，其時間不應早于武靈王二十年，至於是否包括膚施縣一帶，單憑《趙世家》的記載是不易判斷的。趙惠文王三年遷中山王的膚施是否今榆林的膚施縣，不無疑問。[25]李學勤注意到了膚施可能不是趙地，因而提出了《趙世家》所説“遷其王于膚施”“可能是中山尚被逐奔秦”的推測，[26]回避了膚施縣的歸屬問題。 由於史書記載有闕，加上相關地名的地望一直存有爭議，導致無法判斷陝北是由魏轉屬趙還是秦、趙分而據之。陝北地區在戰國中期的歸屬變化仍是需要繼續探索的疑難問題。 （編者按： [1]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文物》1982年第1期，第11頁圖20。 [2]李昭和：《青川出土木牘文字簡考》，《文物》1982年第1期，第25頁。于豪亮：《釋青川秦墓木牘》，《文物》1982年第1期，第22頁。朴昌植：《秦系文字研究》，香港珠海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3年。 [3]黃文傑：《秦系簡牘文字譯釋商榷（三則）》，《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州）1996年第3期，第105、106頁。 [4]蕭春源 輯：《珍秦齋藏金秦銅器篇》，澳門基金會2006年3月，第58——61頁。 [5]李學勤：《珍秦齋藏金·秦銅器篇》“前言”，第14頁。 [6]董珊：《讀珍秦齋藏秦銅器劄記》，《珍秦齋藏金·秦銅器篇》，第214頁。 [7]承“飛諾投資”店主概允发表戈铭资料，谨此致谢。 [8]盛世收藏網站2012年3月28日“高古兵器”版塊“飛諾投資”的發帖內容已提出了這一意見。不過他認爲秦國可以一官多職則是不妥當的，匽氏先任上郡郡守、再升任內史，任職的時間有別。 [9]王輝、蕭春源：《珍秦齋藏王八年內史操戈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 [10]譚其驤：《秦郡新考》，《浙江學報》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12月。 [11]楊寬：《戰國史》附錄一“戰國郡表·（六）秦國設置的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版，第680頁。不過，楊寬在《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中論及“王五年上郡疾造戈”時又認爲“當時秦之上郡治當在高奴”（第466頁案語），與《戰國史》1998年修訂版有自相矛盾之處。 [12]楊寬：《上郡守疾戈考釋》，《中央日報·文物週刊》第33期，1947年。陳平：《試論戰國型秦兵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編委會 編《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17、322頁。 [13]陳平認爲秦上郡的設立不晚于惠文王後元元年，依據是《張儀列傳》“儀相秦四歲，立惠文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説見：《試論戰國型秦兵的年代及有關問題》，第317頁。 [14]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260頁。 [15]李零：《再説滹沱——趙惠文王遷中山王于膚施考》，《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頁。 [16]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第79、80頁。 [17]吳振武：《新見古兵地名考釋兩則》，《九州》第三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38頁附圖1、2。 [18]楊寬《戰國史》1998年新版圖一“戰國前期中原地區形勢圖（公元前350年）”、李曉傑《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先秦卷》附錄3“公元前350年諸侯國疆域形勢示意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55頁）將“定陽”劃爲趙國領土。但是，楊寬在《戰國史》正文裡（第343頁）、《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中卻説是秦國上郡的領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6頁案語），有自相矛盾之處。 [19]黃盛璋：《三晉銅器的國別、年代與相關制度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中華書局1989年，第4頁。 [20]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第466頁案語。 [21]李零：《再説滹沱——趙惠文王遷中山王于膚施考》，第29、30頁。 [22]黃盛璋曾提出上郡兵器中有“筥”鑄造地，即“膚施”之省稱，説見：《新出秦兵器銘刻新探》，《文博》1988年第6期，第39頁 [23]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第702頁案語。 [24]黃錫全：《“干關”方足布考》，《第二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編印，1995年。 [25]施謝捷曾提出趙國尖足布幣中的“膚虒”就是“膚施”，説見：《簡帛文字考釋劄記》，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3頁。今按，古錢學界多認爲尖足布鑄造于戰國早中期，在不能證明此時趙國領土包括陝北地區的情況下，此説有待驗證。又，程恩澤《國策地名考》曾疑趙國的扞關“在今陝西膚施縣一帶”。 [26]李學勤：《秦孝公、惠文王時期銘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2年第5期，第22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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