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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川]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6)


    首先是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道教产生的源头较多:它吸收了古代中国从老、庄、《 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以及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的思维认识成果,又采撷了流传于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从而构造出名目繁多的神谱,同时还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主要是化学、医学)的成果,逐渐在汉魏六朝 时“整合”成一个复杂的宗教体系。从东晋句容(今江苏)士大夫道士葛洪著《抱朴子·内篇》,到南朝刘宋时道士陆静修整理编辑《道藏》、南朝梁代丹阳士大夫陶弘景写成阐述道教种种理论的《真诰》、道教养生理论的《养性延命录》等书。这个过程,就是一部道教成熟史。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建立在长江流域的南方东晋南朝文化同道教的真正成熟,相互 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互动作用。这个时期,不少士大夫干脆做了隐士,或整日流连于水光山色,或炼丹采药,或书符写经,道教自然成为士大夫们的精神药石。正如人们所说:中国的“士大夫难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一旦在现实中失去支点,就更要去乱抱佛脚 ”[3](p48~56)。
    佛教在汉代传入,十六国时期佛教开始广泛传播。东晋时,佛学采用玄学的语言,加速了它的发展,广泛地为士大夫所信奉。到了南朝,佛教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一时期,立寺成风,造像成风,佛教成了最大的宗教,南方的建康和北方的洛阳成为当时佛教的两大中心。唐朝诗人面对南方佛教中心佛寺之盛,情不自禁地咏叹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到梁武帝时,佛寺已多达700多所。佛像和佛寺一样,遍地林立。南方的剡溪、北方的云岗,就是当时著名的佛像石窟所在地。由此可见,宗教迷信的空气是如何弥漫着人间。
    而且,我们在讨论东晋南朝的宗教信仰时,绝对不能忽略当时分布在长江流域的荆楚、吴越的巫觋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与渗透。楚俗“信巫鬼,重淫祠”(《汉书·地理志》),吴越百姓狂热迷信巫师方士,祈求他们驱鬼治病,连弄到“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也在所不惜。《荆楚岁时记》、《玉烛宝典》就记述了不少江南民间的巫风习尚。不难想象江南一带飘荡着的这种神奇怪异的巫觋之风,不仅笼罩着民间,也渗入到士大夫之中。
    综上所述,东晋、南朝时代上至士族,下至百姓的社会思潮,就是巫觋、鬼神、玄学、佛教、道教等思想的混合交融,有的有迹可寻,有的无迹可寻。近300年的东晋南朝文化,从未摆脱这种多神信仰氛围的影响。这同以周人“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为信仰特征的中原文化,确乎大不相同。
    这种多神信仰,在经第一次迁徙后进入长江流域的客家先民身上,必然打上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并融进客家文化的血液之中。也就是在此种历史大背景下,孕育出客家人的信仰传统——秉承东晋,特别是南朝的社会信仰——多神、杂神崇拜。从民间信仰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南朝文化就是今日客家文化之直接源头。以往人们在讨论客家文化时,总喜欢简单而笼统地归结为“保存了中原文化”,此种说法是过时的,应当丢弃的。因为它对严谨、深入地研究和认识客家文化有害而无益。
    东晋南朝这段中国历史,其间形成的南朝文化,对岭南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也同样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有关内容将另文讨论。
    总而言之,客家文化之直接源头——南朝文化,对长江南北的文化发展起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南朝文化向北发展,成为灿烂的隋唐文化;在南中国,则发展成闽江流域闽人(包括潮汕)文化、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就是对珠江流域粤人文化的发展,亦实属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马来西亚]张肯堂编著.河婆风土志[M].河婆会馆,1976.
    [2][日本]田仲一成.中国祭祀演剧研究[M].东京大学出版社,1981.
    [3][香港]王毅.冥冥中的轮回——读《中国民间诸神》.二十一世纪.1991(4).
    [4]张卫东,王洪友编.客家研究(第1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
    作者简介:刘丽川,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深圳518060,刘丽川(1945—),女,北京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02期,第133~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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