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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4)


    第四层:“除夕”与“守岁”:守岁目的是驱邪、除病、求吉祥,表明人在新旧年过渡时的担忧和期盼(阈限期心理和行为)。人们进入了重要的“边缘期”,并以“边缘礼仪”来保证此过渡能顺利结束,完成人与人、人与神灵,以及神灵与神灵的交流。诸多的“除夕忌”便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方面,人们表现出对这个时刻所带来的新的不可知阶段的恐惧;另一方面,人们的礼仪行为也包含着对未来的积极期待。年夜饭或团圆饭取代了正常晚饭的重要性;黑夜体现了白昼的作用;正常的行为有了特定的意义。例如,除夕子时一过,就再不许把屋里的杂物向外扫,而只能向屋内扫。类似的行为,表面上是为了“吉利”或“财富不外流”,但若从深层结构分析,这都是在彻底“聚合”到新的群体或时间或状态前所表现的对新的状态的认同,以及与过去状态的彻底分隔(过去可说可做的事此时不可说不可做)。在此行为的背后的力量是对新的神灵的崇拜——因为财富的到来是对神灵的妥当祭拜的结果。
    第五层:现代的“午夜钟声”使得传统的“年三十夜”愈发短暂。过去一夜的礼仪行为,例如,“年夜饭”、“放鞭炮”、“踩岁”、“拜祖上香”等浓缩到午夜倒计时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尽管时空观念在形式上发生着变化,但是,这一过渡礼仪中的边缘礼仪的功能和结构仍发挥着它们在该文化和社会中的根本的物质和心理作用。这一点在过去二十几年里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显得尤为明显。
    由此可见,在多层次的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每一行为都是有它的意义功能的,尽管行为中的媒介物(象征物)常可替换。其中,“边缘期”的长短不固定,因文化和社会而变。在此边缘期,一方面是家庭、群体和社会关系得到一次整合和强化;另一方面是人与神灵的沟通,即人的信仰得到了一次满足。正是这种精神的满足使人对生命和生活有了积极的态度,并继续其他具有文化创造性的仪式活动。特别有意义的是在边缘礼仪中所体现出的群体信仰,即,使个体和群体具有独特意义的个人、集体和民族的认同感。阐释这方面的意义,不但可加深对本文化的了解,也帮助理解文化行为上的差距,由此有助于容忍差异,缓和冲突。而且,我们也可从中分析出某一礼仪行为或传统的生命力 (VITALITY)与效用性 (VALIDITY)(这一对观念有助于阐释为什么有些传统得以传承发展,有些被遗忘和摈弃,以及传统如何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与其他文化层面互动。对传统节日的分析便需要从每一礼仪行为的生命力和效用性来看其是该文化的核心价值要素或是现实的实用要素。对此问题当另外讨论)。
    从功能意义上看,边缘礼仪行为可包含三个层次,即人际交流,人与神灵的交流以及神灵之间的交流。其中,边缘礼仪是整个交流过程,即“过渡礼仪”进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对每一层面上的研究需要联系到与其他层面的关系。例如,在进一步深入对人际交流的研究时,我们要注意个体与群体,或个人与集体(家、村、城市、以及国家)在文化心理和时空观念上的相互作用。
    四、翻译中失落的意义:边缘礼仪
    在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过渡礼仪》的价值后,特别是英译本于1960年发表后,过渡礼仪的理论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①英译本为了解哲乃普思想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它的影响已超出了英文世界。正因如此,英译本中失落的意义才值得思考。所谓失落的意义是从三方面来探讨的:语义的翻译、学科理论以及大社会背景。 
    可以说,在英译本出版以前,不存在对意义失落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是对“过渡礼仪”注意的学者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是大社会和文化背景还没有论及此问题。最初对《过渡礼仪》的评论包括哈德兰在该书出版的同年在英国的《民俗》学刊上的书评。②哈德兰评介时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将“RITES DE MARGE”译做“MARGINAL RITES”,即,“边缘礼仪”或“边缘性礼仪”。其他的或是使用了法文原文,或是译为“间隙或边缘”。③克拉匹 (A. KRAPPE)在其影响极大的《民俗之科学》中也只顺便提到哲乃普一次。而在英文版出版后的又一个反应高潮中,便出现了不同的译法。例如,格尔兹使用了英文版的译法,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对“过渡”提出了有益的阐释,视其为“象征着‘社会死亡’”。理奇对译文满意的同时认为坎伯尔 (KAMBALL)的前言“天真且误导”,但在介绍“过渡礼仪”的三个阶段时直接使用的是法文。斯宾塞注意的则是哲乃普的功能主义思想的应用。然而,《美国民俗学刊》第一次有直接引用哲乃普的观点的研究是在1977年,重申哲乃普有关社会成熟期与生理成熟期不同的看法。英国的《民俗》学刊除了哈德兰在1909年的书评外,至2000年无一直接引用。尽管1958年在《美国民俗学刊》上第一次有文章使用“生命圈礼仪” (LIFE CYCLE RITES)这一概念,但没有提到哲乃普或其他出处。
    英文译本的译法在由人类学家坎伯尔(KIMBALL)所写的前言中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坎伯尔写到,哲乃普的过渡礼仪的三个阶段是“SEPARATION (SéPARATION), TRANSITION (MARGE),和 INCORPORATION (AGRéGATION)”。(VAN GENNEP,1960:VII)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除了两个影响不大的批评之外,没有人对将MARGE(边缘)译为 TRANSITION提出异议或加以发展(特纳除外)。
    第一个批评来自英译本译者之一。韦兹丹 (VIZEDOM,1976)反思时承认,当时采用TRANSITION来翻译MARGE是集体商定的,体现了当时强调“生命危机”论的人类学家的思想,包括英译本的发起者坎伯尔。 韦兹丹写到,“将一个礼仪视为从一个社会境地转到另一个境地的运动,这个译法非常恰当。但是,当仔细分析礼仪的内部结构时,这个译法的确不适合”。(VIZEDOM,1976:8,56)韦兹丹的反思不但是语义上的,也是学科理论上的,即从人类学出发的理论导向是如何理解和翻译哲乃普的著作的。遗憾的是,这个解释只在很不明显的一个注释中,可以说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或改变人们已先接受(读到)的译法。而且,从这坦白中我们不知道她是否暗示了失落的是“边缘礼仪”在仪式本身和社会发展中应注意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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