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聪聪]一个信阳村庄的饥荒记忆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39 未知 梁聪聪 参加讨论
•《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恋子树 在“信阳事件”的发生地——罗山县春秋村，1959年过粮食关的时候没有饿死一个人，消息一经推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当地知名文化人士毕先生的热心帮助下，2017年 1月，我到该村做了为期5天的田野口述访谈，搜集当事人及其晚辈关于饥荒的记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农村通行吃大锅饭，农民的日常生活深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他们作为苦难的承受者却游离于主流叙事话语之外。所以正如郭于华教授一贯奉承的理念，我们要去倾听并记录下他们的讲述，为其生存作见证，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份有价值的史料。 毕先生住在定远乡，我俩每天早上骑摩托车经15分钟车程来到村里做访谈。腊月十六这天早上，当我们看到竹竿河边正在举行的 “取水”仪式时，毕先生停车讲起了此地的丧葬习俗：人去世之后请道士做道场，“取水”意指取水井、池塘或河中之水，为逝者洗去尘世的利禄功名、荣辱败成。至取水处一路烟花、鞭炮不断，一次花费甚或万元。这成为一部分人财富的象征性表示，无形中也给相对穷苦的人家带来了面子上的压力。为此，一项主要针对婚丧的移风易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地方甚至出台了具体的考核指标。然而，“上正中歪下胡来”，出发点是好的的政策能否如其所愿赢得民心?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权力实践能否两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高丙中教授曾指出，民众的需求，国家体制对于需求的回应，以及回应中的调整是一个低冲突、低代价的互动模式。由此看来，“信阳事件”或许是个沉痛的教训，相应的，春秋村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在被问及过粮食关的经历时，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及时任大队支书的张道胜，“多亏了他!”另外，春秋大队还调了一万斤粮食给张湾大队，因此后者饿死的人数也相对较少。1962年，年仅38岁的张支书因杨梅疮去世，全大队男女老少以及张湾等周边大队的活命人自发前来送行。他的事迹包括但不限于1958年大炼钢铁，在全国“丰产不丰收”的形势下，他组织村民收粮归仓，并隐瞒了一部分粮食(当时称为“黑仓库”);在公社干部会议上他实事求是、不浮夸，请求少上交一点公粮;他以“万头猪场”名义少上交了一部分粮食(这些粮食没都给猪吃，也给人吃了);他还带领大伙儿在河边开垦荒地种南瓜等。如此，保证了社员一日三餐有饭吃。 围绕着食物的获取与分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甚至改写了一部分人的命运。由于春秋村相对不缺少食物，未到结婚年龄的姑娘以及丈夫去世后的媳妇便出嫁或改嫁到春秋村，贫穷、大龄、身有残疾的男子都容易找到媳妇，半路夫妻“凑合”成新家以求有个活命，小孩儿一般也就随之改了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食物的稀缺，父母把好的口粮留给了孩子，自己吃稀、孩子吃稠，便有孩子落下了“(面)疙瘩”的小名儿。 过粮食关时期，当地人还通过挖野菜、采野果配合充饥填肚子，其中有种食物叫作“浆果”，受访人称松鼠喜欢吃这个东西，野猪也吃，最后变成了人保命的食物。一天访谈结束后，与作方言转述的某大学生毕同学在路边转悠，寻找饥荒食物，路过一棵恋子树。这种树等来年春天长出新叶时，果子才会从枝头掉落，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恋子树”。不过这种果子有毒，不可食用，却被毕同学误认为是所谓的“浆果”。由此可见，代际之间对于“可吃”资源的地方性知识认知存在着差异与断裂。 毕同学的奶奶是一位有着59年党龄、现年82岁的老党员，过粮食关时担任妇联队长，对此次采访尤为激动，不过大多数时间不得不转告老伴儿：“你说呀，我说不出来!”原因是2016年9月份老人因脑溢血住院三个月，现在表达能力严重衰退。儿媳妇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早来半年，老人什么都能给你讲清楚。”另外一位93岁的老奶奶因为听力障碍，其儿子也没有同意访谈。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的访谈对象正在逐渐减少。 进村那一天是农历腊月十三，一位爷爷到信阳高铁站接儿媳妇和小孙子回老家过年。公交车上，爷爷对小孙子说：“就等你回家呢，等过年的时候把猪杀了。”小孙子回应到：“哦，那猪还能多活几天。”小孙子在北京念小学，“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爷爷大概不会向小孙子讲起、小孙子也无从得知爷爷那代人小时候的生死考验、妻离子别。信阳已不再是当时的信阳，信阳人也不仅仅是当时的信阳人，而关于食物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作者简介：梁聪聪，男，河南开封人，辽宁大学民俗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第1978期 - 第04版:副刊） 【本文责编：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