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新境界
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作修订工作始于1947年，前后历二十年之久。其中曾因大病住院，或受运动干扰，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始终不渝、严肃认真地做下去，至1965年完成前面三编，字数较原本增加二、三倍，所以等于是重写。范老亲自完成的修订本三编、四册，无论就其规模、成就、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说，都无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煌煌巨著，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通史著作。书中以简炼、优美的文字，叙述了历史上政治、军事的重要事件，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时代制度及其演变，阶级的构成、状况和变化，民族状况和民族关系，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堪称规模巨大、内容宏富。著者自谦为“简编”，实际上，这是试图以科学观点总结中国以往历史的浩大工程。由于著者对材料的搜集、整理更加充分，理论的运用更加熟练，因此修订本比原本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具体进程上向前跃进了一大步，标志着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达到了新阶段和新境界。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评价这部巨著的各项成就，仅着重论述范文澜修订工作的理论指导，以从中窥见这部巨著达到的新境界。
1954年，范文澜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撰写了长达3万字的《绪言》， 集中论述他经过深入探索形成的新观点，共有五个问题：一，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二，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三，自秦汉起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原因；四，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五，历史上战争的分类。涉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总看法和对许多事件、人物的评价，是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绪言》把这些问题充分展开来论述，说明著者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历史实际、总结出规律性认识，达到了娴熟的程度。
修订本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大时期四大阶段：初期，西周至秦统一；中期，秦汉至元末，又划分隋统一以前为前段，隋唐以后为后段；后期，明至鸦片战争以前。而纠正了原本划分为三期，把南北朝划分为封建社会中期结束的不恰当做法。著者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演进的脉络得出了系统的新认识。认为：在阶级关系方面魏晋南北朝的士族企图恢复领主的地位，北魏皇帝大杀士族，抑制了这种倒退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奴隶数量增加，但也只是旧的社会形态的一种残余，比起农民来，奴隶自然是少数，在生产中也只有附属的地位。隋唐以后，南方经济发展，并超过北方。北宋以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愈加强固，不再有公开的地方割据现象。元代蒙古贵族武力统一中国，农业生产遭受极大摧残，但在手工商业和中外贸易方面，仍然相当地保持着前进的趋势。而明清两朝划为封建社会后段的明显特征是，明嘉靖、万历以后，出现了规模不大的手工工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清代广东、云南、广西则有制铁锅作坊、丝织作坊和矿厂。明清两朝厉行海禁，企图阻遏民间对海外自由通商，致使“若干地区已经发芽的资本主义受到严重的压制，发展速度因而迟缓起来。不过，即使如此，中国资本主义终究是鹅行鸭步地在前进。”⑧上述著者划分中国封建社会阶段的分析，揭示了历史演进的脉络，提挈了全书，为各个章节中对史实的具体叙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是又一项带有全局性意义的理论问题。上古史料有限，而且往往语意不清，背景不明，研究者如何对有限的史料进行诠释、概括，尤其不易。甚至对相同的史料，不同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有“西周奴隶说”与“西周封建说”的分歧，这就需要展开争鸣，各自阐述见解，互相交流，以推进问题的解决。范老从直接生产者身份、统治阶级的构成、上层建筑的封建性质和领主制如何向地主制过渡四个层次作分析。他认为：“周初大封建，从所有制的意义说来，就是自天子至于采邑主，大小土地所有者向农奴（主要的）和自由身份的农民（次要的）征收地租。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存在着封建的生产关系。”他根据对《诗经·臣工》、《大田》、《载芟》、《良耜》诸篇的诠释，认为说明西周农夫（即农奴）有属于自己的劳动工具，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经济，而以耕种公田的方式，受领主劳役地租剥削。从统治阶级方面讲，周天子既在王畿内保有大块公田，同时又以最高所有者的地位，在王畿内分封许多卿大夫采邑，在王畿外分封许多诸侯国。而诸侯在国内，也分封卿大夫采邑。卿大夫在采邑内，也立“侧室”和“贰宗”。这样自上而下形成宝塔的领主等级，与直接生产者农奴两方面结合，构成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西周的宗法制度，就是反映和维护这种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途径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领主的宗族因兼并战争而崩坏，世袭小块土地的农宗就很自然地变成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或小地主。再加上其他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人，如士、荒地开垦者、工商业者、高利贷者等人，便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新起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⑨。范老对“西周封建说”的论证，逻辑严密，根据充分，自成体系，因而长时间以来得到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赞同，成为古史分期中有力的一派。
范文澜总结汉民族形成的规律，更是做到将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灵活地结合的范例。
处在五十年代前期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人论述民族形成问题往往引用斯大林的论断作为权威依据。斯大林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又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也没有民族的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消灭某个民族经济的分歧状态和把这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⑨范文澜认为，斯大林的论断是根据欧洲的历史作出的，从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这个原理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够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分裂的各个独立的小公国才能够统一成一个民族国家。但斯大林的话却不能照搬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不同，“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从那时起汉民族已经形成，以后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对此他作了充分的论证。首先，中国早在秦汉时，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官，形成了一整套政治体系。除了三国时期和五代十国两次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外（北朝和金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当别论），汉族的国家统一是长期的、稳定的；而且在北宋以后，由于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的加强，这个共同体更趋于稳定。这样的统一国家，是一个持久的相当稳定的整体；而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并不是民族的纽带。其次，认为斯大林论述欧洲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从时代上讲，不适合中国的情况，然而斯大林所论述民族形成的四个基本特征都是确有道理的，故可以作为基本原理来衡量汉民族形成所具备的条件。简单地说，共同的语言就是“书同文”；共同的地域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就是“行同伦”，如儒家重视祖宗崇拜和孝道，是汉族的共同心理；而从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联系来分析，战国时代经济上的联系已很紧密，秦汉时期更加发展，出现了长安、洛阳、宛、邯郸、临淄、成都等商业中心，与全国各郡县的中、小市场联系着，证明全国经济联系相当密切。因此成为秦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形成的基础，也是汉民族形成的有利条件。再次，若生硬地套用斯大林的话认为中国近代形成资产阶级民族，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如果认识到汉民族早就是一个民族而不是资产阶级民族，那么，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为什么那么规模巨大，辛亥革命为什么那样无力，中国民族革命为什么一定要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和完成，而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只能是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部分，诸如此类，都可以得到解释。”（11）范老所作的深刻分析，正是把握住普遍原理与特殊规律密切结合这一关键，具体地解答了汉民族形成的特殊道路，符合于历史实际，并且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这样来看历史，就不是死板的陈迹，而是活跃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由于他做到鲜明地运用以马克思主义作科学分析，又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实际之中，因而至今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以上论述的几项，证明范文澜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会贯通，并总结出贴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主张，以此作为修订工作的指导。加上本书对于各个时期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出色地运用了历史主义的原则，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沿革有翔实的叙述，给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篇幅，体现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深刻主题，对于传统文化（包括经学、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有精彩的分析，内容异常丰满，理论与材料相得益彰，因而成为中国通史的出色之作，长期受到读者的赞誉。
为系统、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奠定基础
在四十年代，近代史研究基础还较薄弱，急待开拓、奠基。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同现实息息相关，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密切关注。研究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同现实中如何推进这场伟大斗争、争取彻底胜利密切相联的。解答近代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走过了什么道路，有哪些主要经验和教训等问题，是同认识中国应向何处去，当前应执行什么路线，采取什么斗争策略直接相联系的。撰写近代史著作也不是作为单纯的学术工作看待，而是要用它来影响读者，教育群众。惟其如此，近代史研究领域就存在激烈的斗争。蒋延黻所写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本蓄意歪曲近代史进程的所谓“著作”。书中颠倒是非，明目张胆地替侵略者开脱罪责，甚至制造“侵略有理”论。他称引起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中国“禁烟”，“英国对于我们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因此这场战争的性质是“通商战争”。他对媚敌投降的琦善极力美化，称他是“知彼知己”的明智人物。而诬蔑林则徐倡导“民心可用”是“高调和空谈”，是“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把国家的事情看得轻。”中国的出路是“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12），即彻底投降西方。这类著作当时公然占有大学讲台，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
与上述买办阶级观点对立的进步著作可以李鼎声（平心）《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作者已掌握了唯物史观若干基本原理，作为研究的指导，明确地提出近代史的内容和主线：它“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我们在这里，主要的也就是要暴露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吮吸着膏血来膨胀它的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13）由于作者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革命性质有正确认识，故书中对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有比较正确中肯的评价。在30年代，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近代史尚处于草创阶段，在此情况下，作者所体现的理论方向和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可贵的。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在传播正确的近代史知识上作出了贡献。其缺点是内容过于简略，自鸦片战争叙述到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只有19万字。为了推进这一重要研究领域达到崭新的科学水平，亟需要有新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产生。上述近代史领域存在的斗争，是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两种力量、两条道路激烈较量的反映，近代史著作成为影响国人视听的重要工具。毛泽东于1941年向全党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开展近百年来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的研究，帮助全党和全国人民认清中国国情，更加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范文澜在延安集中力量撰成《中国近代史》（上册）（14），就是自觉地担负起把近代史的科学研究提高到崭新水平，教育群众投入伟大斗争的时代责任。
《中国近代史》（上册）造端宏大，材料新颖，深刻、丰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结合。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下面从四个方面扼要论述范文澜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贡献。
第一，严正地驳斥帝国主义和买办文人的恶意歪曲，富有说服力地证明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鸦片战争是近代史的起点，这一事件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冲突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整个进程，因此，对这场战争的起因、战争性质和涉及的主要人物的评价，也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书中专设“可耻的鸦片贸易”、“腐烂的‘天朝’”、“烟毒泛滥于中国”三节，叙述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态度和中国清朝的政治社会情况。范文澜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国实行严厉的禁烟和抵抗英国侵略是正义的行动。鸦片战争的性质，从中国方面说，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从英国方面说，则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书中充分肯定林则徐到广东后厉行禁烟，收缴鸦片，尤其是对“六三”虎门销烟作了高度的赞扬：“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多少年来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15）同时详细记载林则徐积极筹备战守和整顿水师的措施。而英国殖民者则蓄意破坏禁烟，制造挑衅事件，直接派出远征舰队，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英国散布的“为了保持正常贸易”而引起战争的荒谬论调，以及买办文人为侵略者辩护的“东西对打”的胡言乱语。
第二，对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作多层面的开掘，鲜明地揭示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是本书又一突出成就。太平天国革命是揭开旧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伟大事件，具有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不同的时代特点。“太平天国革命”一章，精彩地论述了太平天国的纲领、领导集团的结合与分歧和宗教的作用问题。范老分析了；洪秀全创拜上帝教，以宗教形式发动群众，实质是宣传平等思想，它固然是劳苦大众反对封建压迫的产物，同时也明显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洪杨等人结合，形成庞大无比的革命声势。但是，洪冯创教、杨萧代上帝发言的宗教领导二元化，又埋藏着分裂的严重危机。上帝会包括宗教迷信和革命思想两部分。太平军入湖南后，若多宣传反满，少提天父天兄一类迷信，号召力定会增大无数倍。但事实却相反。后来洪杨着重发展迷信部分，杨秀清更假托“天父下凡”僭夺军政大权，“造成分化以至洪杨冲突的恶果，发动革命的工具却变成破坏革命借口了”（16）。这些分析，对于推进太平天国的研究，认识它与以往农民起义不同的特点，初期为何势如破竹，以后却停滞、分裂、困守直至失败，以及总结宗教迷信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两重作用，都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书中对义和团等事件也都有精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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