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视野开阔，十分重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结，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论述中国史。书中叙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等事件都体现了这一点（17）。
第四，眼光锐利，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发现事件或人物之间的本质联系。范老对新疆回民起义、阿古柏政权的反动性、左宗棠入疆的作用，都有精到的分析（18）。戊戌维新一章尤为精采，论述参加维新运动的派别有翁同龢系、严复系、麦孟华系、康梁系、容闳系、谭嗣同系，各有不同倾向和特点，辨析入微；论述李提摩太等著书和办报，对维新的发动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论述湖南开风气之先，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论述光绪帝在维新运动中“有高度的变法决心。封建皇帝变成维新元首，是值得尊崇的，变法失败并不损害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论述戊戌运动的成就不仅在于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更在于它在政治上“冲破了满清禁例，争得某种程度出版结社的民主权利”（19）。正由于有这些深入的分析，到1958年范老才进而提出戊戌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20）这一著名论断。时隔三十年后，人们阅读范老的这些论著，仍然感到新鲜有力，意味深长。
以上扼要地论述了范文澜几部代表作的成就。其他方面的贡献，举其荦荦大者，则有：他对经学史有高深的造诣，四十年代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学更见卓识，先后著成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经学讲演录》，至今仍为研治经学史的重要文献。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范老也有出色的建树。他的精警概括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和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顾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成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21）这些话掷地有声，值得我们置之座右。对于学风问题，百家争鸣和厚今薄古问题，历史上民族的斗争与融合问题，近代史分期问题等，他都有重要的论述。范老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发扬了我国古代优秀史家“文”“史”兼通的好传统，他的历史著作文字洗炼、优美、生动，理论文章说理透辟，妙趣横生，读之使人获得美的享受。在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事业中，范老以其对理论融合贯通、不断探求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规律性认识、一贯开拓进取的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注释：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②见刘大年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所写的“序言”，并参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载于《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一书中）。
③《学习毛泽东》，见《周恩来选集》上卷。
④据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四卷第二期（1951年5月）。
⑤《中国通史简编》，见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版，第1页。
⑥《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四卷二期。
⑦参见拙文：《从国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齐鲁学刊》1993年第5期。
⑧《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五“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
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六“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
⑩分别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及《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
（11）《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之七“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
（12）蒋延黻：《中国近代史》，（长沙）文史研究会，1941年3版。
（13）李鼎声：《中国近代史》，著成于1933年9月，上海光明书店1948年版。
（14）1943年范文澜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继续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至1945年范老离开延安至晋冀鲁豫边区时，已写成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此后习惯上即把此书视为单独著作。
（15）《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一章第六节，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
（16）《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
（17）参见拙文：《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开拓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6期。
（18）《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五章第三节之（四）。
（19）均见《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七章第二、三、四节。
（20）《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21）《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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