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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连山]论七夕节的源流(3)


    其三,东汉七夕节的发展。
    东汉牛郎织女传说的记录更加完整。鹊桥相会的时间明确为七夕。
    《艺文类聚》卷四引崔寔《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之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曜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乞愿,三年乃得。”——杨琳认为“时果”以下文字在其他类书所引中均无,当是来自周处《风土记》的类似文字。不过,杜台卿《玉烛宝典》(成书约在北周)卷七之所以不引,是因为他先引了《风土记》有此文,紧接着就是《四民月令》,相互可能避免重复。
    但是,韩鄂《岁华纪丽》卷三《七夕》:“鹊桥已成,织女将渡。”原注:“《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5]清钱大昕辑《风俗通义逸文》有此文。不能都是假的吧?杨琳认为鹊桥情节最早是梁代庾肩吾《七夕》诗“倩语雕陵鹊,填河未可飞。”这个雕陵鹊是神话中的大鹊,不是乌鹊,所以杨琳认为现实化的乌鹊一定是后出的变异说法[6]。——这个推论不可靠。文人喜欢雕饰,很可能把原来的民间传说的喜鹊改为雕陵鹊。我相信《白氏六帖》转引的《淮南子》和《岁华纪丽》转引的《风俗通》。
    这里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鹊桥,而不是其他鸟架桥。杨振良认为是因为喜鹊是阳鸟,是报喜讯的鸟,所以用它[7]。还说古人崇拜候鸟。其实,喜鹊是留鸟,不是候鸟。喜鹊传喜讯,与架桥不矛盾。但是也没有多大关系。用它的关键在于喜鹊七月的时候头毛消失。就是《风俗通》所说的“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为什么喜鹊七月秃头?武当山老农讲这个传说的时候告诉我,这是事实。我观察了,果然。这是喜鹊在七月更换羽毛造成的,要随着秋季到来换上更厚的羽毛准备过冬。农民熟悉物候,所以创造了喜鹊由于搭桥而头秃。这是一个基于现实而创造的艺术想象。搭桥就头秃,有人解释是被踩秃的。大误!织女一个人过桥,只是一个往返,织女脚上又没有牙齿,至于如此吗?《风俗通》原文是“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意思是拔了头上羽毛作桥。现代民间传说也是拔了羽毛做桥造成的!我们这些读书人太不了解民众生活以及他们在那种生活中积累的知识,所以闹出如此笑话。所以,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一定要倍加小心。现实的条件只是一种可能,那么,喜鹊自己有什么理由去充当这个角色?萧放(P171)根据《淮南万毕术》[8]记载:“鹊脑令人相思。”“取雌雄各一,燔之四通道,丙寅日与人共饮酒,置脑酒中,则相似也。”(不知萧放从何书转引)推论汉朝人有此巫术。但,此书可能是六朝人做。当然即使如此,也可能反映汉朝内容。我只从思想看,这个巫术说明,喜鹊被古人看作喜欢做媒人的鸟。所以,在现实和思想双重作用下,喜鹊成为架桥者。
    其四、三国以后七夕节更加普遍。
    三国一些诗歌咏叹牵牛织女相隔。只有曹植《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诗“目牵牛兮睹织女”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个注释的作者有争议,或曹植,或佚名。杨琳支持后者,理由有二。一、三国之前无牛女相会。二、杜台卿也引《九咏》诗,但是无注。推定必是后人做注[9]。
    我不同意杨琳观点。第一,他把三国前的牛女相会都怀疑掉了。第二,我核查了杜台卿《玉烛宝典》(成书约在北周)全文,既有诗,又有注!第三,不但有注解,而且原诗中就有相会的内容。
    杜台卿《玉烛宝典》(成书约在北周)卷七:“陈思王(曹植)《九咏》曰:‘乘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睹织女,交际兮会有期。’”引述时候还有两个注解。第2句后:“牵牛为夫,织女为妇。虽为远偶,岁一会也。”第3句后:“织女、牵牛之星,名(各)处河之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也。”[10]即使注者不是曹植,原诗总是曹植的吧?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六《得会同》引:“曹植《九咏》:‘乘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睹织女,交际兮会有期,嗟吾子兮来不时。’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名(各)处河汉之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再次印证杜台卿《玉烛宝典》所引是完整的。
    也不能太责怪杨琳,因为《玉烛宝典》曾经失传,清末才从日本抄回,流传不广。杨琳可能是转引其他人的怀疑,没能核对原文。
    曹植不大会凭空创造牛女相会情节。我们把《九咏》跟汉代材料被怀疑材料对照,再跟先秦《日书》对照,牵牛织女传说一脉相承,无可怀疑。
    疑古派不大注意社会知识的丰富性,更不注意民间资料大量遗失,只靠传世文献来推论,是非常能够危险的。
    《玉烛宝典》卷七转引傅玄(217,建安22年—278,晋武帝咸宁四年)《拟天问》是过去公认最可靠的牛女七夕相会:“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又引周处(?—279)《风土记》:“夷则[11]应,履(备具)曲七,齐(zhāi)河鼓礼。元吉。注云:七月俗重是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机(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熒重,为稻祈请于河鼓、织女[12]。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漾,而辉辉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见者三年乃得言之。或云颇有受其祚者。”既然“七月俗重是日”,这就证明此时七夕节已经普遍流行。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最全面,也最权威。其中记录了传说: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纫,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梁代殷芸《小说》与此基本相同[13]。)
    又记录了穿针乞巧和蜘蛛网乞巧的风俗:“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tóu)石(黄铜)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蜘蛛)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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