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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官方的“改火说”在推动寒食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唐代寒食诗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初唐寒食诗的创作者为宫廷诗人、盛唐以后寒食诗数量大增、中唐成为唐代寒食诗的高峰期等方面。首先，就初唐寒食诗而言，此时正是“改火说”的形成期，寒食主要在王公贵族阶层盛行，宫廷诗人创作寒食诗，既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其所服务的对象——王公贵族生活方式的热情鼓吹。其次，就盛唐以后的寒食诗而言，此时寒食受“改火说”影响而成为国家法定节日，这使得寒食从初唐时的京城和王公贵族中扩散开来，成为唐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必然会造成寒食诗数量的迅速增加。笔者对通过网络检索到的唐代近192首寒食诗按时代划分，发现初唐约11首，盛唐约25首，中唐约120首，晚唐约36首。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中唐是唐代寒食诗发展的鼎盛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火说”影响着唐代寒食习俗的内容，如由于它对“介子推说”持否定态度，所以唐代寒食诗中涉及到“介子推”的作品数量极少，仅5篇左右，且主要集中在它的形成期——初盛唐时期，这在高达200首左右的唐代寒食诗中所占份量极少。而唐代寒食习俗的主要内容包括斗鸡、荡秋千、扫墓、赐火与赐衣等，而后三者明显受“改火说”的影响而在中唐开始大盛起来。      　　如就扫墓习俗而言，虽然在唐以前已经存在，但从北魏孝文帝禁止宫廷寒食享来看，它主要发生在宫廷，流传并不广。初唐时，厚葬之风极为盛行，如唐绍《禁奢侈疏》：“比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窬万计。”玄宗《禁丧葬违背礼及士人干利诏》：“古之送终，所尚乎俭。比来习俗，渐至于奢。”所以特别受时人的重视。前文已言，寒食扫墓本身与“介子推说”的关系极为疏松，所以初盛唐时人们论及它的起源时，已经不再将之与“介子推说”联系起来，高宗《禁止临丧嫁娶及上墓欢乐诏》：“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为恒。”如玄宗《许士庶寒食上墓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正因为如此，它在初唐时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如高宗颁布了《禁止监丧嫁娶及上墓欢乐诏》。到了玄宗朝，它被正式归人到“五礼”，如玄宗开元二十年颁布了《许士庶寒食上墓诏》。而盛唐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显然是受到“改火说”将寒食与儒家经典建立起联系之思路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此后中唐杜佑在《通典》卷121《开元礼纂十六·吉礼十三》“王公以下拜扫寒食附”中对“其寒食上墓如前拜扫仪，唯不占日”所作的注看出，“古者宗子去他国，庶子无庙。孔子曰：‘许向墓遥为坛，以时祭。’即今之上墓，义或有凭。”然而盛唐朝廷虽然将之纳入“五礼”中，但是对时人参预寒食扫墓活动仍然有着严格的限制，如玄宗曾于开元二十七年颁布《禁丧葬违礼及士人干利诏》等。到了中唐时，这种限制明显放松，尤其是对官员，如穆宗朝对京城官员寒食扫墓已不作天数的限制，文宗朝更是对常参官寒食扫墓发放公券以示鼓励等，从而导致寒食扫墓习俗在中唐全社会的盛行。      　　如赐火与赐衣习俗。“改火说”源于寒食中最基本且始终存在着的“禁火”仪式，它将之追溯到《周礼》中，“赐火”明显与“禁火”相对，从唐代赐火的都为朝廷而享受赐火的均为大臣来看，此项功能在于表达皇帝和朝廷对大臣的特别恩赐。关于赐衣习俗，唐人虽然并没有特别的说明，但是从武元衡《寒食谢赐新火及春衣表》中将两者并称来看，它们可能是相伴而生的。韩掬在德宗建中初年作的《寒食》，所涉及的就是赐火习俗，唐孟柴《本事诗·情感第一》即云：“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可见，赐火习俗至迟在德宗朝已经产生，但是从《通典》中没有寒食赐火与赐衣之记载来看，其在杜佑上书《通典》，即德宗贞元十七年时并不常见。事实上，唐代享受过此等殊誉的大臣极少，而且从这些大臣的生平来看，均为中唐时人，如武元衡、白居易及谢观等，所以赐火和赐衣习俗是中唐以后才产生的。      　　可见，受“改火说”的影响，唐代寒食中的扫墓、赐火与赐衣等习俗在中唐时普遍兴盛起来，从而大大扩充了寒食诗的内容，从而带来中唐寒食诗的繁荣，使之成为唐代寒食诗发展的巅峰。      　　综上所述，初唐官方所作的“改火说”消除了此前由“介子推说”所造成的寒食与儒家礼之间的对立，不但使寒食在盛唐成为国家法定节日，而且还带来了唐代寒食诗的繁荣。初唐寒食诗的作者均为宫廷文人、盛唐以后数量大增以及中唐成为唐代寒食诗的鼎盛期等文学现象均与“改火说”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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