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1:11:49 学苑出版社网站 左玉河 参加讨论
四、旧历的合理性及其变通之道 中国旧历，严格说来是阴阳合历，并非纯粹的阴历。它之所以能沿用数千年，说明它自有“特长”之处。有人经过研究后断定：在世界已行的13种历法中，除现行的阳历(即格勒果历)外，中国旧历是最进步的，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中国经济是农业经济，“而旧历中之季节，即与此种社会、此种经济有锐敏之呼应”;二是因为“旧历新年可谓数千年来之民族的休息日”，也是“公认之结算日”(大公报，1930)。这就是说，旧历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岁时节令。这些岁时节令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与中国的农业社会密切相关：“以农事言，二十四节气为农民所奉之圭臬;以水利言，朔望两弦，为航行所恃之指南，而三大节算帐之质度，尤与中国经济组织有密切关系。”(大公报，1929) 不仅如此，旧历岁时节令，还与一般民众日常的祭祀、婚娶、赛会等重大活动密切相关。单就祭墓为例，1930年刊印的《桓仁县志》载：“夏历正月十五夜间，民户皆向祖先坟墓设烛，名曰‘送灯’，或有以面为之者。清明节，民人均祭墓，焚化纸钱、包裹、冥衣，并有修坟添土者。夏历七月十五日，民人均祭墓，焚化冥镪。夏历十月初一日，俗称‘鬼节’。是日除墓祭外，并焚化纸钱、冥衣于墓侧，曰‘送寒衣’。除夕前一二日或本日，皆往祭于墓，去墓远则奠于路口。”这样看来，旧历自有其生命力所在：“而民间于祖宗忌辰、自己生日，均必不肯改易，且亦与政体无干。况蜒人之于潮水，农夫之于耕植，尤有绝大关系，必不忘也。”(如是，1930)这些附于旧历岁时节令上的风俗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国民政府骤然间要废除旧历，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数千年中国的民众日常习惯，而且是几千年来中国民众所赖以生活的深厚的风俗文化。因此，看似简单的变更日期，实际上包含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也意味着这场社会变革的难度，远远超出了当时推行者的预料。 民众对国历年的冷淡及旧历新年的热闹、及政府与民众的冲突的情景，对国民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刺激。鉴于“各界狃于习惯，废历节序依旧举行”的现实，政府不得不有所变通，被迫保留一些旧历节令。1930年3月，内政部长杨兆泰、教育部长蒋梦麟，参考日本“将旧有节日移于阳历”的办法，制定了一个《旧历节日替代办法》。他们意识到，移风易俗“宜取渐衰渐胜之道，孰因孰革，或张或弛，自当权衡轻重，斟酌变通，以期无碍推行，”所以必须“另定相当之替代节日，亦资民间休息及赏乐。”为此，决定仍旧保留旧历元宵、上已、端阳、七夕、中元、中秋、重阳、腊八等岁时节令。这显然是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屈从和妥协。政府承认消灭旧历岁时节令的办法是“未当”的，因此必须加以“变通”。其变通之道,就是保留这些旧历节令，但必须“一律改用国历月日计算”，“凡民间于沿用旧历时，所有之观灯、修楔、竞渡、乞巧、祀祖、赏月、登高等娱乐及休息之风俗，均听其依时举行”。政府想通过这样的“变通”和“移置”，达到“寓酌改旧俗之意，因革张弛，并顾兼筹”的目的。 国民政府这个替代节日办法，在印行的《中华民国二十年国民历》时，分别载明于阳历月日之下，供各地执行。如阳历1月15日，为“上元”;3月3日为“契辰”;4月5日为“清明”;5月5日为“重五”;9月9日为“重九”;12月8日为“腊八”等。从当时的实施情况看，这个代替办法很快得到了落实。国民政府改变了“旧历既废，则凡附带之旧习惯应一律废除”的过激办法，认定“只须不背党义党纲，并于风俗习惯公家治安无所妨害，均无废除之必要。”(内政部、教育部，1930)这确实比过去务实多了，是一种明显的“取渐衰渐胜之道”的变通办法。但这样的变通,将旧历节期移于国历，不免牵强，不仅与原来日期不符，而且失去了各种纪念的意义，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上述冯、薛等人之“移”和“挪”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当国民政府寻找变通之道时，各地政府在岁时节令上采取了一些更可行的变通办法：保持旧历中的岁时节令，但不是按照阳历来强行“移挪”，而是相应地将它换算成阳历的月日，按阳历月日过旧历岁时节日。这是一种阳奉阴违的“瘴眼法”，但也不失一种高明的折衷办法。据贵州《平坝县志》载：“‘立春’、‘雨水’、‘小寒’、‘大寒’等二十四节气，‘端午’、‘中秋’等三大节等名目，一同旧历，惟变成国历日期计算。凡社会过旧节气之种种仪式，其无碍于善良风俗或涉及迷信者，仍听群众于新节气内举行。”(丁世良、赵放b，1991：563-564)云南《韶通县志稿》则是目前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以阳历为主来叙述岁时的方志。它采取的变通办法，就是在阳历月日下，注明旧历的节气。如阳历1月1日元旦约在旧历“冬至节”后; 2月上旬约当旧历之“除夕”;4月中旬即旧历之“上巳日”;6月中旬,约当旧历的“端阳”;8下旬为旧历的“中元节”;9月下旬为旧历的“中秋节”;10中旬为旧历”重阳节”等等(丁世良、赵放，1991c：740-741)。这显然是一种既照顾阳历年月日、而又不废除对旧历节令的变通办法。 正是在这种政府寻求变通之道、向民间社会作有限的妥协与退让，同时民众受潜移默化影响、逐渐参与阳历庆典的相互调适中，阳历及其新节日逐渐为社会各界认同，从而改变了民初那种阴历为主、阳历为附的格局，在3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了以阳历为主、旧历为附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