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伟森（Thomas A. Wilson）系美国纽约哈密尔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9月-1993年5月为杭州大学访问学者。原稿为英文，由我校哲学社会学系何隽译
17世纪80年代，在经过几年明显的争论后，清朝史馆决定在《明史》的编纂上不把《道学传》从《儒林传》中分出来。在这点上，宫廷史官显然抵制了三百年前《宋史》编纂者们所确定的将道学作为一个学派团体从《儒林传》中独立出来的范例。
虽然关于这个决定不一定存在着一致的意见，但有一种倾向，认为清朝史学家反对把《道学传》从《儒林传》中分出来是王阳明（1472-1529）的追随者的胜利。这在程朱的支持者们具有毫无疑问的优势的康熙一朝（1661-1722）是令人困惑的，更进一步的是，这种观点也不能被在《明史·儒林传》的序言中所作的对阳明学派的批评所证实，而且自此以后，对阳明学派的这种批评在程朱学派的批评家那里长期具有着共同的位置。
把《明史》中对儒学的叙述等同于阳明学的胜利， 这种说法大概是从全祖望（1705-1755）的《黄宗羲神道碑》开始的。在这篇碑文中，全祖望讲，史馆成员经常就明史的许多问题和黄宗羲--一个阳明学的支持者--进行磋商。全祖望声称，"史局大案必咨于公"。①当徐元文（1634-1691）建议在《明史》中独辟《理学传》一章为程朱学者作传时，黄宗羲写了一封长信以表示反对。②根据全祖望的叙述，"汤公斌（1629-1687）出公书示众，遂去之。"③
全祖望的意见，即史馆反对徐元文的建议是黄宗羲的信的结果，已成为一种权威性的解释。实际上全祖望的看法后来被多次重复，特别是在谈到黄宗羲的学术成就时，而且在涉及《明史》的文章里也是如此，譬如黄云眉关于《明史》编纂的富有影响的研究。④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停留在这个相对狭小的编史工作点，而是想就那些在17世纪80年代的讨论中受到影响，进而反对将《道学传》从《儒林传》中分出来的儒家学者关于宗派正统思想的重要转变进行考察。我希望能说明这种分类--其以前清楚地系于道学意欲获得正统地位的试图--不再得到清朝的大多数道学支持者的支持，而且说明儒学在《明史》中的这种处理同样也是程朱正统派成功地通过对儒家"道"作为道学思想的副概念的重新恢复而取得的最终胜利。
在讨论清朝的争论以前，概述一下元朝的《宋史》编纂者们为独辟一章专述道学传而作的辩护是重要的。《宋史》的编纂者们将道学的六位领袖周敦颐（1017-1073）、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张载（1020-1077）、朱熹（1130-1200）以及邵雍（1011-1077）（这种区分编纂者们是带有明显的牵强的）和他们的一些门徒的传记从一般"儒林"的概念中分离了出来，对这一做法，他们承认是无先例的。在《道学传》的序言里，编纂者们辩解道，只有道学倡议者们才传承了古代圣人真正的学说，并因此而成为"道统"的成员。按照序言所说：
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周敦颐乃得圣贤不传之学，……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⑤
《宋史》将道学从儒林中分离出来的正式做法，需要与那些共同构成一幅作为正统观念体现的道学--尤其是朱熹所见的--逐渐形成的清楚画面的事情放在一起。1241年，上面提及的道学领袖被祀奉在国家的孔庙里。1314年，《四书》--一个实际的道学创造物--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核心，1415年，永乐皇帝（1403-1425）命令将《性理大全》--道学著作的庞大选集--的编纂作为科举考试标准化的一部分。
到明朝早期，道学思想在两种意义上已成为正统。作为官学，道学思想已被合并到帝国的制度中去了，在这种制度中，教育机构能再生产出一种与统治阶级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作为道统的唯一传承者，道学已成为正统。按照道统的原则，圣贤的谱系被视作道的唯一传承。教派合法性的最初意思是要给这种正统的道统建立一种父子关系式的家族谱系。虽然作为一名儒家而不成为正统谱系中的成员是可以想见的，但只有道学家们才有合适的谱系，而另外的儒家均被刻意排除在正统谱系之外。一方面，汉唐诸儒被排除在道统之外，因为他们仅仅注传了经文，而没有传承道本身。另一方面，像二程门徒那样的儒生也被排除在道统之外，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阳儒阴佛，他们差一点用他们似是而非的伪学邪说毁坏道。
道统作为"家谱"的特性，我以为是需要重建古代"宗法"和谱牒的宋儒们对"宗"的转义使用。在称作《理学宗传》（1666年）这本17世纪儒家传统的选集里，孙奇逢（1585-1675）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家谱的特性：
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国之统有正有闰，而学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国之远数，当必分正统焉。溯家之本原，当先定大宗焉，论学之宗传，而不本诸天者，其非善学者也。⑥
在为孙奇逢写的序里，编纂有《洛学编》的汤斌讲："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则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无异亲授受于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祢与嫡子嫡孙，精气贯通，谱牒昭然，而旁流支派，虽贵盛于一时，而不敢与大宗相抗，盖诚有不可紊者在也。"⑦
在清代，关于学派正统性或"道统"的争论一直进行到《明史》的编纂。当徐元文建议史馆为明朝的程朱追随者专列《理学传》时，这种争论便开始了。在被徐乾学推荐为列入《理学传》的十三人中间有吴与弼（1392-1469）、胡居仁（1434-1484）、罗钦顺（1465-1547）和顾宪成（1550-1612）。徐乾学提出这个建议的的理由是他认为其他的明代儒家，如王阳明的学说与程朱思想不一致，因此，应该将他们列入《儒林传》而非《理学传》。⑧徐乾学认为，即使在王阳明的本省弟子中，也存在着许多"流弊"。"王龙溪（1498-1583）辈皆信心自得，不加防检。至泰州王心斋（1483-1541），隐怪尤甚。……一再传而后若罗近溪（1515-1588）、周海门（1547-1624）之狂禅，颜山农、何心隐（1517-1579）之邪僻。"⑨
在最后，徐乾学讲：
凡载理学传中者，岂必皆胜儒林。《宋史》程朱门人亦有不如象山者，特学术源流宜归一是。学程朱者为切实平正，不至流弊耳。⑩
徐乾学的建议明显地含有他的确信，即虽然朱熹的一些弟子没有超过陆象山，但道学在明代全面而真正的继承者应该得到保护，要把他们从另外的传承系统中分离出来。尽管徐乾学否认这样一种分离抬高了道学而贬低了王阳明学派，但《理学传》在徐乾学看来将是作为道学的忠实传承者的唯一领域。那些与朱熹思想学有区别的任何人将被排除在外。王阳明弟子的分裂与一切学术所必须遵循的有序发展是对立的。按照徐乾学的观点，只有程朱的追随者们才保证了学术思想的最终的完整。徐乾学的讨论就其保持了家谱式的论述的逻辑而言是重要的，这种逻辑如果不是在12世纪，那么至少从元朝（1279-1368）起就已经支配着道学。道学用家谱的隐喻方式讨论儒家的传统，这种家谱隐喻方式是把儒家真理理解为直线式的单一的概念；道被视为一种学说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沿着一条单一的圣贤谱系而达到的，而这些圣贤们是把古代圣人的真道视为唯一的知识。
彭孙遹（1631-1700）支持徐乾学的建议，他讲在《宋史》中，对程朱及其弟子们是独辟一章的：
盖以道学之统，自尧舜至于孔孟，代相授受。孔孟没后千有余年，而得程子朱子发明六经之蕴，远契列圣之心，其学至醇，其功至巨，故特立此传以衍孔孟之真传，明正学于天下，诚非无见也。……自今纂修《明史》，合无照《宋史》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其他有功传注及学未大醇者，仍入之《儒林传》中，则大道不致混淆。（11）
将程朱学派独辟一章遭到汤斌的反对，汤斌为朋友新编撰的《理学宗传》所写的序前已引过。汤斌和孙奇逢两人都蔑视通常的宗派概念，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在不同的两大学派之间寻求思想上的调和，以便能建立一个兼容程朱和陆王两派的谱系。汤斌和孙奇逢偶而也被视为正统的辩护者，但有时他们又被列于王阳明的追随者中间。然而按照陈荣捷的观点，汤斌与政府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而他对17世纪的程朱思想没有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12）但是，汤斌的正统信奉程度受到明显的怀疑，以致唐鉴（1778-1861）在其《国朝学案小识》（1845）中要花费许多笔墨来反驳那种认为汤斌赞同王阳明的主张。（13）
汤斌认为，《宋史》特立道学传，是因为宋代的其他诸儒不可比于周二程张朱五子，但在《明史》中不能遵循这种先例，阳明学派应该与程朱学派受到同样的对待。汤斌讲，今日修《明史》，如依《宋史》《道学传》例，则阳明学派成员也应被列入。汤斌强调，"平叙一代之学统，而序中论其学术之异同，稍稍言及流弊，固无妨也。"（14）
史馆的另一名成员朱彝尊（1629-1709）对徐乾学的建议提出了更有兴趣的讨论：
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学"折而为两，言经术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为"道学"。又以同乎洛闽者进入"道学"，异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经术为粗，而性理为密；朱子为正学，而杨陆为歧轾、默寓轩轻，进退、予夺之权。……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足以统儒林。（15）
当汤斌请黄宗羲向史馆出示其信时，关于《理学传》的争论已历时三年。在这封信中，黄宗羲对怎样区别谁是正统谁不是正统表示了怀疑。黄宗羲讲："薛敬轩、曹月川、吴康斋、陈剩夫、胡敬斋、周小泉、章枫山、吕泾野、罗整庵、魏庄渠、顾泾阳、高景逸、冯少墟十余人，诸公何以见其滴骨程朱也。如整庵之论理气，专攻朱子理气乃学之主脑，则非其派下明矣。"（16）随后黄宗羲讨论，另外几位徐乾学认为是程朱追随者的人，说明他们在哪些地方关于重要的问题和朱熹有冲突，从而指出，按照徐乾学自己的正统评判标准，这些人也不能被看成是道学的成员。（17）通过对朱熹和被认为是朱熹的追随者们之间的冲突的揭示，黄宗羲推翻了"道学"作为正统学说的唯一传承这样的范畴。甚至连道统也不可能获得像徐乾学所希望的那种"归一"。
对徐乾学除了"儒林"和"理学"之外的其它传记类型的运用，以及谁应该被列入其中的评判标准，黄宗羲提出了进一步的质问。通过将某些人列入这类传记而非另一类传记，徐乾学降低了这些人的其他成就的意义。譬如，徐乾学建议将王阳明和刘宗周（1578-1645）列入《名卿》列传，因为他们有杰出的政治生涯。但是，黄宗羲反驳道：
古来史法，列儒林、文苑、忠义、循吏、卓行诸门，原以处一节之士，而道盛德备者，无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为文天祥，而不入忠义。既于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备者，而揭之为道学，则与前例异矣。今于高、顾诸先生，则入之，于阳明、蕺山，则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高、顾功名，岂不盛乎？朱子之功名，岂不及王、刘二先生乎？（18）
徐乾学将注意点放在王阳明和刘宗周以他们的政治能力所取得的实际政绩上，表面上似乎宽宏大量，其实是通过将他们从思想争论的领域里移出来贬低他们学说的重要性。徐乾学的正统人物因为他们伟大的道德品质被从"儒林"移入"理学"，而具有同样品质的王阳明及其追随者却按照另外非思想性的标准被排除在外。无疑，徐乾学想要避免任何学派的争论--这些争论只要他将对手王阳明学派的两位杰出人物划入较少受尊敬的"儒林"部分就会产生，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采用不同的标准。黄宗羲建议，所有派别中的个人都可因其"道盛德备"列于一般的传记之中，而无需添加任何特别的标题。（19）
在黄宗羲看来，徐乾学对学术"归一"的渴望阻碍了他对学术思想变化的事实或价值的认识。差别被作为异端或"流弊"对待。黄宗羲答道：这意味着"不欲稍有异同也。然据《宋史》所载道学，即如邵尧夫，程子曰：'尧夫犹空中楼阁'，曰：'尧夫豪杰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则尧夫之学，未尝尽同于程子也，（尽管他仍然被列入《道学传》）。"（20）
在断定程朱学派从未曾遇到"流弊"的问题，而在王阳明的信徒中这种"流弊"恐怕是常事时，徐乾学似乎忽视了二程兄弟和朱熹的某些非正统的追随者。黄宗羲提醒徐乾学，甚至"按朱子云，游、杨、谢三君子，初皆学禅，后来余禅犹在，故学之者多流于禅。游先生大学禅学，必是程先生说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无流弊。刘安上、贾易人品皆在下中，至于邢恕、陆棠，且为奸臣盗贼矣。而云程朱门人，必不至此，岂其然也。"（21）
徐乾学的"流弊"概念逻辑上使人感到，在传承中的任何时候，只要有持异端者的存在，就应该加到包括原创者在内的整个谱系中去反省，在这里似乎有一股将后代人带回到原典那里去的潜流。实际上，这种逻辑只能被那种不排除随正统思想家学习过而又据说是偏离了正道的持异端者的谱系所采用。这些持异端者在传统的正统谱系上是不被提及的，因为他们被确信为没有获得正统的传承。黄宗羲的回答是："如以弟子追疑其师，则田常作乱之宰予，杀妻求将之吴起，皆足为孔、曾累矣"。（22）按照这种阐述，儒家传统没有被理解为一种总是已被圣人们阐明了正确思想的单一的传承，因为黄宗羲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解释一个人的前辈的学说在同样的谱系中会引起冲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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