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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2)

四古来遗留史记名著作的人
    1.室町时代--五山僧侣
    除了钞写本外,能够看到的《史记》著作从室町时代开始。这时期,佛教兴盛,而汉学衰落,仅仅由僧侣继承着。在僧侣的狭小范围内,汉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进步,《史记》研究盛行,遗留下许多珍贵的解译书。
    ①、由日本人完成汉文体史记解释的开端
    日本人用汉文记《史记》解释本最古的本子出现在这个时期,即藤原英房的《英房史记抄》二卷(南北朝时代写,龙谷大学图书馆藏),给后来《桃源》、《幻云》两钞本也带来很大影响,因此意义深远。水泽利忠博士经过详细的考证,推断钞写时期是正平三年(1347年)英房55岁时(《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第八册《英房史记抄》)。
    此后,寿桂,字月舟,又名幻云的人,同样用汉字体写下了名为《幻云史记抄》的注释书。幻云经常去《桃源抄》著者桃源瑞仙的讲堂,在吸取桃源学说的同时,收录了《正义》的许多佚文,由此可见该注本的价值是很高的。到昭和时期,泷川龟大郎博士从东北大学所藏《庆长宽永古活字本》标记中拾集了《史记正义》的佚文,此后,《幻云抄》和《桃源史记抄》并驾齐驱,它们所记载的《正义》几乎是一致的。(《史记会注考证》第十卷《史记》正义佚存)
    ②、由五山僧侣创始的日语笔记体
    这时期,五山禅僧读汉籍,开设讲堂给弟子传授,由此诞生了把讲课内容抄写下的"口语体笔录",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新形式的注释书,对日本人来说容易理解,因此汉学逐渐被日本人民接受,成为后来江户文学勃兴的源流。
    用国字(口语体)记《史记》的注释书,是桃源瑞仙著的《史记桃源抄》十九卷。此书吸收禅林诸先哲以及博士家说,是当时最优秀的书。解释非常仔细,又加入当时的俗语,因此容易理解。此书底页写有"依据自疆、北禅、王渚的三大老及一条台阁(兼良)、清原环翠翁(清原宣贤号环翠轩)之说、文明丁酉夏五初九抄毕矣"(原汉文体)的话。以后此书被研究、校订,并由后人把此书刊行。宽永三年(1626年)阴山的玄佐以活字形式出版。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ヶ尻浩氏以宽永三年的古活字本为底本,辅以其他善本校订,出版了孔版印刷本三册。总之这本书世中稀少,入手困难,幸亏至昭和四十年,龟井孝、水泽利忠两人以现存的最可信赖的善本数种校核,完成了《史记桃源抄》本文的复刊工作,题为《史记桃源抄之研究》。在现存的抄写本中,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二十册本(舟桥家旧藏本)中保存着清原宣贤(天文十九年--1550年殁)的样笔,比其他书转写正确,是现存的桃源诸书中最可信赖的本子。此外桃源和尚的真迹二十册本原被藏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可是不幸在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非常可惜。
    2、江户时代--儒学的兴隆和研究的专门化
    上文已叙述过,在江户前期值得一提的是"首次由国人完成的版本刊行"。到了江户中后期,儒学勃兴,呈现出研究课题专门化、细分化的倾向。例如有的人只从"八书"中取出《天官书》、《律书》、《历书》的一种进行研究,或者只取《项羽本纪》、《伯夷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一编进行彻底研究,或者专攻《史记》中的字解、文法、校勘、评论、版本系谱等等某一方面,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这种学问兴隆的由来始于德川家康的好学和奖励学问。中期元禄三年(1690年)将军纲吉在汤岛设立昌平阪学问所,作为官方学部场所,扩大规模,招聘鸿儒,成为天下学府的中心。诸藩纷纷仿效,试着在各地开设了有名的私塾。提到《史记》是如何被讲授,官学的专业设置分经科、史科、刑政科、诗文科四科。汉土史学科方面,则传授正史编年、纪事本末等,下面列举在各专门分野留下名著的人。
    ①在注释方面有功绩的人
    在字句、注解方面最早的书,是居住在京都的冈白驹(号龙洲)在宝历六年(1756年)刊行的《史记◆》十卷,它补充"史记三家注"的不足,注释简明,成为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可惜的是,尽管引载古说,但许多地方未记名字。此后,重野葆光(字子润,宽政四年--1792年殁)留下大作《史记节解》七卷,此书和中井履轩的《史记雕题》的方向相同,解说很赞同有创见的人,可惜由于是写本传存的很少,我所能知道的仅是九州大学和池田芦洲两处有藏书,这就是为何名著鲜为人知的原因。大阪的大儒中井履轩著《史记雕题》,据弟子早野正己在卷头的《序》中讲,写于文化五年(1808年)。履轩是大阪的鸿儒,继承父业,和兄竹山协力振兴了家塾"怀德堂"。当时,履轩采用史记评林宽文十三年刊行的八尾初刻本,上栏(眉题)录(雕)诸说,故名《雕题》。他的亲笔原本现藏大阪大学内的"怀德堂"。当今世上流传的《史记雕题》至今尚未刊行,仅以写本传存,属稀见书。本书被誉为古来《史记》研究参考群书的最高峰。《史记补注》的著者池田芦洲称扬本书的价值,有如下的论述:
    主于本文,及于"三家注"及"评林"之说,纠正其误。对于本文往往有前人未发的创见。即使对于论赞,也时时纠弹其偏失,和梁玉绳的《志疑》一起,成为和汉《史记》参考书的双璧。
    除上述外,江户期的名著还有:○清田绚(号澹臾,1785年殁)著《史记律》,以一、二短句评论事实,订正文章。○名古屋藩儒恩田维周(号蕙楼,1813年殁)著《史记辨疑》二卷、《史记辨误》一卷写本,辨析《史记》中的疑义,辨证三家注的失误。○昌平黉教官古贺煜,号侗◆,文改八年(1825年)留下《史记匡谬》一卷亲笔稿,列举《史记》记事与《左传》不合之处,订正其误谬。○村井元融(嘉永五年--1852年殁)著《读史记》。○羽仓九,号兰堂(文久二年--1862年殁)著《读史记答记》。此外,○市浦直心、加藤景范、龟井昱、铃木涣斋诸人,也各自留下著作。
    ②研究史记文法的人
    皆川愿,号淇园,宝历十年(1760年)著《太史公助字法》二卷和《史记戾柁》三卷。可称为这一分野的先驱。○菊地武矩,宽政十一年(1799年)著《史记文诀》一卷,论述《史记》的文法。
    ③对校勘尽力的人
    大岛忠藏,号贽川(天保九年--1838年殁),遗留下《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又名《天朝传本史记说》的亲笔书籍三卷。这部书与后书《史记考异》同时在《史记》校勘史上受到重视。《史记会注考证》的著者泷川君山博士在自己的著作第十卷第158页推断说:"此书盖忠藏的手录",并加以解释:"引枫山本、三条本、中彭本、南化本、中韩本,以校今本。其曰枫山本者,文章生京房所手校。三条本,永正三条西实隆手写。南化本,僧南化所藏。云云。"(原汉文体)贽川还同其子桃年(号蓝涯,1853年殁)一起利用幕府、列侯所藏的权威性的古版二十余种,细致地检查了文字的异同,著《史记考异》十四册。这部著作确实致力于校勘,是当时最优秀的著作,在校勘方面,可以认为是日本的冈本况斋、安井息轩,中国的钱泰吉、张文虎诸人的先驱。贽川、桃年父子两代人的学绩是不能忘记的。另外,昌平黉教官冈本保孝,号况斋(明治十一年--1878年殁)著《影抄史记索隐校订凡例》及《史记考文》不分卷等,比较宋本和元本文字的异同,但收录的篇目只有《三皇本纪》和《十二本纪》。
    ④在评论方面突出的人
    关于这一命题,先父芦洲曾有如下记述:
    对《史记》文章的评论已不少见,但真正的批评者是赖山阳和森田节斋二人吧。山阳在别的方面没有专著,但对古文典型的凡例十分通晓。将《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段作为《史记》的名文进行高度赞扬的,也是由他开始。(中略)山阳在古文典型中摘出了一段加以详细的评论。森田节斋著《太史公叙赞蠡测》,进行细致的评陟。又平常给门人传授文章时,以《史记》为唯一的课本。山阳取叙事,节斋取论赞,各自见解不同,《史记》的精妙之处其实在于叙论二者兼有。(《二松大学杂志》,二松第二号《关于史记在我国的价值》)
    山阳是向司马迁学习的人,即使执笔《日本外史》时,还效仿《史记》。在写给少将乐翁公的书信中,有如下的效仿《史记》世家的话:
    于是,私仿迁史世家,而加详备,断自源平氏至于今代云云。
    森田节斋(明治元年--1868年殁)著的《史记序赞蠡测》,长期以来未能刊行,仅在《校订训点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明治十四年--1881年、藤泽南岳校订)的栏外,才能看到它的摘录,但到昭和七年(1932年)黑本植对全卷加以自己的评论,收录于《稼堂丛书》内而刊行了,这是节斋殁后64年的事了。
    ⑤作史记版本系谱的人
    冈本况斋著《史记传本考》(况斋丛书内)对于十余种版本,把它们的原刻和翻刻及流传关系用图示系谱,使人一目了然。列举的版本数目虽少,但都是在史记研究史上被视为重要的版本。采用版本名的次序如下:
    宋椠本、元彭寅翁本、明王延喆本、明柯维熊本、明嘉靖版、明万历版、朝鲜本、活字版(用汉文体分注)、明凌稚隆评林本、八尾版、红屋版(用和文分注),此外,还有《史记测议》、集解本、索隐本。
    ⑥专心研究律、历、天官三书的人
    在中国对于《律》、《历》、《天官》三书的研究,在乾隆、嘉庆(1736-1820年)时期盛行。乾隆进士王元启、孙星衍、钱塘诸人十分活跃。王氏著《史记三书律历天官正伪》,孙氏著《史记天官书补目》、《天官书考证》,钱塘著《史记三书释疑》。日本的三书研究也同时进行,出现许多成果。这些人和著作列举如下。(1)-(2)与乾隆时代相当。
    (1)史记天官书图解补注一卷宝历四年(1754年)序,未刊,西村远里著
    (2)史记律历补注一卷著作年代以前书为准,同氏著,未刊
    (3)史记历书解一卷宝历十一年(1761年)序,未刊,森效著
    (4)史记历书甲子篇解一卷宝历十一年(1761年)序,未刊,同氏著
    (5)史记律历考安永四年(1775年)序,未刊,松永亿藏著
    (6)史记律历书补注一卷安永八年(1779年)刊,同氏著
    (7)史记历书补注一卷安永八年(1779年)刊,同氏著
    (8)史记天官别考安永时期著作陇坻顾元著(未见)
    (9)太史公律历天官三书管窥三卷天保十年(1839年)刊,猪饲彦博著
    (10)史记律历书解二卷嘉永五年(1850年)刊,池永渊著
    ⑦潜心研究扁鹊仓公传的人
    德川时代学习医术的人,无不读《伤寒论》及《扁鹊仓公传》。因此,研究该传的人才辈出,并留下许多优秀著作。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对此研究情况怎样呢?很少见到这类著作。对该传的研究可以说超过中国,有以下著作:
    (1)扁鹊传割解二卷明和七年(1770年)刊,安藤惟寅著,安藤正路补考
    (2)扁鹊传解一卷安永六年(1777年)著者识语,未刊,邨井杶著
    (3)扁鹊传考一卷同年、同氏著,未刊
    (4)扁鹊仓公传一卷天明六年(1786年)刊,池原云洞著
    (5)扁鹊传注一卷天明七年(1787年)序刊,菅井仓常著
    (6)读扁鹊传割解一卷文化三年(1806年)著者识语,未刊,猪饲彦博著
    (7)扁鹊传正解一卷附阴阳论一卷文政六年(1823年)刊,中茎谦著
    (8)扁鹊传解一卷天保三年(1832年)刊,石坂宗哲著
    (9)影宋本扁鹊仓传公考异一卷嘉永二年(1849年)刊堀川济著
    (10)扁鹊传备参一卷同年刊,同氏著
    (11)影宋本扁鹊仓传公一卷同年刊,丹波元坚著
    (12)扁鹊仓公传汇考二卷同年刊,丹波元简著,男元胤补、男元坚附按
    (13)扁鹊传问难嘉永三年(1850年)未刊,伊藤馨著
    (14)扁鹊仓公传续考一卷未刊,庆应二年(1866年殁)海保元备著(未见)
    (15)扁鹊仓公传管见一卷安政年间著著者森立之(未见)
    (16)扁鹊仓公传集解二卷明治二年(1869年)自序,未刊,山田业广著
    上文中除(6)(14)(15)(16)以外均系医家著作。根据序跋,(5)的菅井氏说:"著书是为了使今世医者知道古医术。"(4)的池原云洞、(10)的堀川济、(11)的丹波元坚三人都是将其作为医学讲习用的课本刊行的。(16)的山田业广著书用的是在丹波氏的跻寿馆讲授时的课本。(此项大多依据先考芦洲之说)
    ⑧掀起宽政"评林本"排击运动的人
    进入江户中期,《史记》作为课本,《史记评林本》达到全盛时期。出于对过分相信评注的反省,排击运动抬头,即从版本中删去总的注解,使读者直接读到原文。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是越后村上藩儒服元宽、长门人多贺渐,大津郡儒士陆可彦诸人。诸人排击运动的根底思想是:"史文再怎么说是古典文章,它本来不过是叙事文,应该一读即懂的,这与经文需要注释的性质完全不同。"三人中的多贺渐,基于这样的主张自著《史记正文》自序的开头有这样的记述:
    余自少好史记,初者并注评皆读之,或五、六月尚未能毕其业,而其文则断裂,吾神则惛瞀,又时自省其所得者,杂然离散,茫洋荒忽,都无统纪焉,于是并去注评,而以读之,乃不阅月,已得卒其业,而其文则透彻,吾神则精一,其物有秩,其事相贯,以滚滚乎,以来上吾心,而浸浸乎,以成诵于吾口矣,云云。
    这个论旨十分明确,三人作为排击运动实践的一环,计划自己编纂理想的《史记课本》,各自刊行了以下书籍:
    ○磐船活版史记(宽政四年--1792年)服元宽纂
    ○史记正文(宽政五年--1793年)多贺渐音训
    ○史记钟伯敬删定史记正文(宽政十二年--1800年)陆可彦删定
    以上三书的刊行集中在宽政仅八年间,从这点就可看出《史记评林》排击运动当时是如何勃兴、激烈。对开版以来一直顺利普及的《史记评林》一书来说不啻是命令其停止的一服清醒剂,是很有勇气的一个行动。可这个运动没有根本动摇评注全盛的势头,不久由江户进入明治时,排击运动也消亡了,"评林本"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再次到来。前文所述明治前期八种《史记评林》本续刊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此后,时代由明治向大正变化期间,排击运动告终。与昭和时期开始而同步,史记评注详密的倾向更加得到强化,即泷川君山、池田芦洲等编纂综合各家注解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史记补注》那样的大著。关于两书的特色,下文"昭和期"将进行论述。
    这场排击运动的终息是在大正--昭和的前期。在中国,当时许啸天句读的《新式标点史记》(1924年),顾颉刚、徐文删两个的新式标点本《史记白文之部》(1936年)等的白文史记被刊行。但这两人出书的目的在于专门研究史文的分段和句读,与排击运动的特性是不同的。昭和三十年代(195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书,它接受了这两种相反的论点,使任何一方都能得到满足,这就是以中华书局编辑刊行的《点校本史记》为代表的方向,史的"正文"和"评注"在同一纸面上出现,先将正文分为数段,各段正文之后载三家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用金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分段标点。为便利读者起见,把原来散列在正文之下的三家注移到每段之后,用数字标明。(《点校本史记》出版说明第五页)
    用这种方式把两者主张都采纳进来了。
    3.明治时代--此期的风潮和学绩
    明治维新是日本教育界、思想界的一大转机。在明治五年八月,发布了使用大政官名称的学制,至此,以私塾、寺小屋为首,在废藩后仅仅能保住性命的藩学校也不得不停办了。因此,汉学顿时衰退,掀起了欧化崇拜的风潮。明治十年代时,虽试着设置了"古典讲习科",创立了"斯文学会",但反欧化团体的运动反而更加气息奄奄。在这样的风潮中,明治前半期的史记研究,虽有各种《史记评林》本续刊的壮举,但其他方面则显得贫乏。以下若干版本的刊行,也没有超出过去旧注、评论节录的领域。○广部鸟道著《标注史记读本》一百三十卷(1882年)、落合道三著《史记正本》一百三十卷(1882年)、竹添进一郎著《史记钞--详注历代文钞内》(1885年)、芳本铁三郎著《史记十传纂评》十卷(1885年)、龟谷行阅《纂评史记传抄》一卷(1886年)。此外,冈本况斋、安井息轩的大儒遗留下与《史记》关连的手稿,也只不过是小品罢了。
    但在其他方面国民一致出现新兴的意气,四民平等的思想和学制改革,使得教育离开特权阶级成为广大的一般庶民所有。明治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时,在主要的大学、中学,作为汉文的参考书很需要简明易懂的解释书,口语体的"讲义录"的形式相继尝试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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