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移动版

首页 > 民族学 > 田野研究 >

[唐景福朱丽霞牛宏]甘南、肃南地区藏传佛教的现状调查(2)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一个以裕固族为主、各民族杂居的自治县,全县总面积为23887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5803人,其中裕固族10023人,藏族8614人,蒙古族305人,土族370人,其余为回、满、汉等民族的人口。上述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人口共计19312人,僧人只有68人,占信教人数的0.4%。 据《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统计,在1958年全县共有寺院10座,僧人数目共计为331人;80年代后恢复开放了36座寺院,僧侣数目为68人,其人数也是在下降而不是增长。群众的信仰也在发生变化,在肃南的8614名藏民中,只有3000多人信仰藏传佛教。当地人已非全民信教了。与甘南相比,肃南裕固族、藏族群众的宗教热情以惊人的速度锐减。这既有历史文化原因,也有社会环境和地理条件等原因。总之,通过这次在两个不同信教地区的调查,我们发现:僧人人数都在趋于下降而不是在继续增长。
    二、宗教意识与行为的变化
    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会导致传统文化的衰落,还是会促使传统文化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简单地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宗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考察社会、研究社会变迁中经常使用的测量标志。
    藏传佛教是一种出世哲学,它否定现实人生的存在价值,极度轻视世俗生活意义,极力强化佛国天堂的价值存在。在这一思维定势的惯性作用下,长期以来,广大藏族人民对于自身社会生活的改造,对自我物质利益的提高,对自己文化生活的改善,几乎全然不顾或很少考虑。他们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这一切都是因果报应的法则使然,个人没有改变的能力。他们在现实生活和人际交往中表现出善良、谦逊忍让、自卑和与世无争,甚至到了对自己正当的利益都不争取、把公平竞争当做追名逐利、将等价交换视为欺诈行为的地步。他们用自己一年四季通过辛勤劳动得到的钱、财、物中的很大部分,供养寺院或活佛,以便为来世广树福田,达到解脱轮回、进入常乐我净的涅pán@①境界。他们对于这种理想境界的追求是执着的,甚至是不惜一切的。在这去,安多藏区(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的藏区)虽与西藏拉萨远隔数千里,但是不少藏族信徒在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一步一个脚印地磕头到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到三大寺朝拜。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也就终身满足,死而无悔了。同时,他们还把自己心爱的孩子送到寺院出家为僧,把自己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奉献于寺院。这些都说明,在昔日,理想信念支配着他们的一切,主宰着他们的一切。这就是藏传佛教长期的教化结果。藏族人民对于自己最终要归宿的精神家园,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们把世俗事物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也是为何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流传1300余年而经久不衰、藏民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党对宗教的正确政策一度偏离马克思主义科学轨道。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从1978年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重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宗教工作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得到了恢复和落实。1982年3月31日,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重要文件。这一文件经民族宗教部门的认真贯彻执行和大力宣传,藏区广大信教群众认识到:“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宗教的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不受任何人的干预。同时,解放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在甘南,还是在肃南,地区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交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使原来封闭、半封闭的社会状态得到根本改变。随着与外界交往的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沿着交通线的农耕地区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中青年,宗教观念已经开始逐渐淡薄。其主要表现是:一大批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民族干部和一批不脱产的基层党员干部已经成长起来。这批国家干部的决大多数已经摆脱和逐步摆脱了宗教观念的束缚,基层党员干部中大多数人的宗教观念也在渐趋淡薄。干部的行为影响着他们周围的群众,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民族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在甘南藏区,过去舍寺院而无学校,寺院即是学校,藏传佛教的“布道”长期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独占着文化教育。直到本世纪20年代,才创办了卓尼柳林小学(1922年)、拉卜楞藏民小学(1928年),当时入学的藏民儿童寥寥无几。解放初,甘南藏区共有小学91所,中学、师范学校3所,其中藏族小学生245人,藏族中学生、师范生只有两人,中小学生占当时藏族总人口的1.8%,而同时期在寺僧人人数竟占藏族总人口的9.36%。(注:《甘肃宗教》(M).)现在,全州有各级各类学校706所,比自治州成立时的1953年增长了七倍以上。其中,小学676所(包括寄宿制藏族小学),在校学生52300人;中学29所,在校学生16186人。这同解放前的1949年相比,小学在校学生增长了近30倍,中学在校学生增长了近200倍。现在,小学遍布全州各地,许多世世代代没有学校和学生的边远山区,都有了自己的学校和学生,有的县已普及小学教育。(注:《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M).217.)同时,自治州四所中等专业学校运用藏文教学,有的专业全用藏文授课。全州开设藏文课的小学达237所,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教育政策。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了藏族青少年的视野。他们接受到了新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据甘南州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同志介绍,在舟曲县,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藏族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按照传统习惯,他们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也有入寺为僧的,但这种活动在形式上有了改变。该县的僧人平时大多数在家里参加生产劳动,遇到佛教节日与定期活动日时,才着上袈裟,入寺诵经,参加宗教活动。这样既过了宗教生活,又不误劳作,做到了宗教活动与生产活动两不误。这也说明了信仰与劳作是不相矛盾的。这是一种新气象,是应当倡导的。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在甘南玛曲县一带,仍有牧民群众去拉萨朝拜的现象,形式上却有了巨大的改变。他们再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磕头到拉萨,而是一家人或两三家人合作承包一辆汽车,带上自产或自行购买的酥油,同车运到拉萨;酥油出售后所得之钱,既作了往返的路费开支,又满足了主人拜佛朝圣的心愿,也购回了自己如意的商品或纪念品。这种活动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种物资交流和信息交流的作用。上述两例,说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信教人民的思维在不断地更新和改变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