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皖籍史学家，中期有黄金，后期有吴士奇、刘振等，他们是明代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本文拟对吴士奇的生平及其史学成就作一简述，以期引起方家的注意。
一
吴士奇的事迹，清官修《明史》中没有，惟地方志中有简略的记载。吴士奇，字无奇，号恒初，安徽歙县人。生卒年不详，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约生于嘉靖末隆庆初。初任宁化（今属福建）、归安（今浙江吴兴）知县，后升南京户部主事，管浦口仓，榷水西门。迁江西司郎中，"岁省度支十余万缗"①。出守江西吉安，"甚久，有异政，留心节义"②。转四川提学副使，"作《三箴五要训》，率俨正其教"③。历升湖广右布政使，任陕西左布政，未任，晋太常寺卿，以故人称"吴太常"。时魏忠贤气焰甚嚣，吴士奇不合，致仕归乡。崇祯初，地方政府曾屡次向朝廷推荐，吴拒绝出仕。考《副书》卷84《循良传》有"我久居田间，不复与闻中外事"一语，又考卷18《科选表》已至崇祯七年，则吴氏约终于崇祯中期。卒赠工部右侍郎。
从吴氏简略的履历来看，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他在官场上不很得意，一直滞留于地方官任上，所以《自述》诗有"结发请缨渐白头，一官十载愧宜休"④句。但他是一位很不错的地方官，"生平宦迹，莅郡县，佐度支，视学政，守藩辖，以清慎称职，乐育人材著声⑤。"（二）阅历较丰富，先后在福建、浙江、南京、江西、四川、湖广、北京任职，足迹几及半个中国。这一丰富的社会阅历，为他撰写《副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吴士奇平生著述，主要有九种，即《三祀志》一卷、《史裁》二十六卷、《考信编》二卷、《征信编》五卷、《绿滋馆稿》九卷、《楞严同》十卷、《皇明副书》百卷、《西青集》二十卷、《不多集》二十二卷、凡二百零三卷⑥。其中，前七种，吴氏卒后曾"呈予"⑦朝廷。四库馆臣对其诗文的评价是："其文虽不能步趋归（有光）、唐（顺之），而文从字顺，尚不蹈王（世贞）、李（攀龙）赝古之习。惟韵语牵率颇甚。朱彝尊《静居志诗话》称其长于史学，诗特余艺，其殆然欤！⑧"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从学术源委上说，吴士奇私淑王阳明⑨。故而他推崇阳明心学，称"文成之学，一扫支离，直指心体"⑩；"自王文成指良知，以开群蒙，而行始有真实，始有归宗，精一之旨，遂大阐明"（11）；"要之，于身心为真得，于国家为实用"（12）。他批评晚明王学左派及东渐的西学，主张以良知之旨启人之知。"乃有托释氏以为高，而阴济其功利之私者，至并虚无之旨失之，而反为释所笑。厌宋儒之传注，而反取小说淫词，恣为批评颠倒，谬戾亦至化极。近又以穷海荒唐之言，流入中国，而厌常喜新之士，此倡彼和，如鸡声随客，一鸣皆鸡；其有不鸣者，关吏反以为不时矣。此皆不求诸心而未有以良知之旨启其知者也。（13）"正学不明，名教无主，要立名教，就得先明正学，这是吴士奇推崇的阳明心学的出发点。
二
正如朱彝尊所说，吴士奇长于史学。吴氏自己亦说："余质驾而志迂，好观古今载籍自释。（14）"吴勉学亦称他"嗜书过余"（15）。他研读古今载籍的结果，是编辑了《史裁》和《参信编》两书。
《史裁》成于归安、南京任上。其"自序"作于万历三十年，吴勉学称"更六载而成"（16），则约始撰于万历二十四年左右。此书由吴士奇宗人、著名的出版家吴勉学刊刻于南京。今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原刻本，凡十册，十行二十字。北大图书馆藏本凡二十册。上海图书馆残存一册。四库馆臣称："是书节录史文，始自春秋，迄于宋元，杂采旧论，亦间以己意断之。既非编年，又非纪传，随意钞撮而已。（17）"这个评论是不恰当的。首先，《史裁》有一定体例，吴勉学称其体"大略于编年之中，仿纪传之体，使一人一事，自为本末，庶观者一览可得，而不必乎旁搜。（18）"其次，《史裁》不是"随意钞撮"而成，而是有一定的归指。《史裁》者，"效一割之用，以俟酌古通今者取裁"（19）之谓也。吴勉学称其"叙书之指"有三，（一）、"是编论事也，非论理也，故有名言緉緉而泛陈义理，如天人三策亦不载。"（二）、"取夫事之中权而有济于用者也，故有忠义凛如而一死无补，如荀息事亦不载。"（三）、"又权变而不拂于正者也，故有狙诈乱经，不可为训，如曹沫、聂政事亦不载。（20）"可见，它实际上是一部专门讲中国历史上权变事例的著作。
这部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的经权思想。《史裁》通篇言经和权。"权不可以预设，圣人之所以重言权也。儒者泥其指而讹。汉以下人，皆不识权。夫权何可一日无也！经之须权也，蛇蚱而蜩翼；权之佑经也，宫商调而五味和也。经体而权用，经实而权虚。经如正兵，权如奇兵，奇正相生，如环无端。（21）"这里所谓的"经"、"权"，是中国古代一对比较常见的术语。经指至当不移的道理，权即达变，亦即衡量是非轻重，以国事制宜。陈邦瞻称《史裁》："其体主于纪事，其事多主遇变而能权，而其权又主依经而合道。（22）"这段话可以说既概括了《史裁》一书的宗旨，又概括了吴士奇对经权关系的认识。
《考信编》亦是一部史论著作，自春秋迄宋代，与《史裁》相辅而行。今有明刻清重印本。
三
吴士奇研究历史，重于当代，"留心国史"（23）。他"日博求国家典故"（24），广泛搜集史料，萃毕生心血，成《皇明副书》及其节本《征信编》两书。
《副书》是一部纪传体明史著作，以其"备正史财择"（25）而曰《副书》。"副书"的始作年月不可确考，但大致可推定在万历三十年以后。理由有三：（一）、万历三十年之前，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前代史的研读和《史裁》的撰作，不可能腾出精力来写《副书》。（二）、当时有一股私修明史热潮。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在陈于陛的倡议下，政府曾有过一次正史撰修活动。这次活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影响很大。其后果之一，就是那些"山林草野之夫"慨国史之无成，纷纷"与天渠石禄诸人侵毫争长"（26），引国史为己任。吴士奇"未尝-与馆阁，采秘府之藏，膺纂修之任，乃能取有明二百余年之行事，为《副书》一百卷"（27），即是典型事例。（三）、还有一件事，对《副刊》的撰作有直接影响。万历三十四年，郧阳巡抚董纪贤受钱一本之托，捐俸倡议刊刻江西南城人邓元锡的遗稿《皇明书》。当时"吉郡守吴公暨九邑诸长令，咸输俸佐剞劂"（28）。考此吴公即吴士奇，吴士奇出资支持刊印《皇明书》这件事，不能不给他撰作《副书》有所启示。这从《副书》受《皇明书》影响的痕迹中得到验证。
阁老朱国祯佩服吴士奇"古雅"（29），看来吴氏确不简单。朱氏所撰《皇明史裁》，屡屡称引《副书》材料，说明起码到崇祯初年，《副书》已有钞本流传。今所见《副书》有及于崇祯七年者，则说明此书成后有所增补。全书成稿以后，以无力刊刻，藏于家。遗稿后为江都汪楫存贮（30）。康熙间，官修《明史》，其孙吴若诩曾将其部分著作送入史馆。《千顷堂书目》和《明志》都有著录。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似未曾见到该书钞本，故《提要》和查禁书目皆不及此书。
《副书》原稿已不见，今国内唯上海图书馆有两部钞本存世。笔者曾粗略翻检过。其一为清初钞本，四十八册、九行二十字，上有西吴（即湖州）里人章愫朱笔圈点及识语几行。章愫生平不详。其二为近代传钞本，二十册，九行二十五字，工笔，字体漂亮。此为据清初本复钞者。近人谢国祯曾提到平湖葛氏藏钞本《副书》（31），现不知流落何处，疑即上图所藏清初钞本。
《征信编》是吴氏"节取《副书》之片羽"（32）而成，刊于万历后叶。"倘亦兴有所会，时无所忌，遂偶刊布之耳"（33）。今有清初重印本。
四
《副书》的特点，有以下三端：
首先是体例上"颇纯正"（34）。《副书》体分本纪、表、志、列传四部分。从其体例来说，受当时官私所修纪传体明史影响很大，但又有所不同。其不同是：本世分帝纪和后纪。帝纪自洪武迄隆庆，十三卷；皇后纪载马皇后等十九位皇后事迹，一卷。此为仿《皇明书》者。但《皇明书》帝纪称"帝典"，后纪称"后妃内纪"，兼及妃子，此为不同者。
表四卷。上图钞本《副书》目录稍乱。卷之十五为《帝号追崇》、《同姓诸王表序》，卷之十六为《公侯伯表总序》、《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表序》、《恩泽公侯伯表序》，卷之三十七为《阁臣表序》、《六部尚书总序》、《铨尚书表序》，卷之十八为《科选表序》、《逊国忠臣总序》。显系不当。此书实际上只有六表，即《同姓诸王表》、《公侯伯表》、《阁臣表》、《铨尚书表》、《科选表》、《逊国忠臣表》。从上列之表看，《副书》之表是损益《弇山堂别集》和《吾学编》而成。《逊国忠臣表》是吴氏"考《吾学编》及其它纪载，列其官爵、邑里、姓名（35）而成。表的体例亦仿《别集》，不用表格体，而用文字表述。
志凡九卷十目。《庶征志》专述休咎之征，有些类似《灾祥志》。"余所纪休咎之征，大都灾异多，祯祥少。以所谓祯祥者，或出于谐臣之献谀，未必实，而高皇帝又戒中外用以闻也。（36）"《效庙志》和《文庙志》述祭祀礼仪。《谥法志》，述谥法制度。《方域志》类《地理志》。"其地之夷险，民之情伪，桂文襄（萼）、罗文恭（玘）、胡庄肃（松）、郑端筒（晓）、邓元锡已详言之。谨复因时损益，稍加润色，俟省方者采焉。（37）"《边防志》专讲边防。《兵戎志》目录题此，而正文则题《兵制志》。《泉府志》类《货币志》或《钱法志》。《明官志》类《职官志》。从志目名称来看，有因有创，主要是损益官修纪传史志目而来。
关于列传，（一）、从总体上看，它是仿正史的。它有合传，有类传；类传之中，又有人传和民族传。（二）、类传又有两个特点：（1）划分细，全书多至十九目。有些是分割传统类目而成，如分《文苑传》为《文学传》和《艺苑传》，笃行分《笃行传》和《殊行传》。（2）术语稍偏。如改《儒林传》为《名理传》， 改《酷吏传》为《名法传》，改《方技传》为《医卜传》。后者或许有点道理，但前两者则就颇令人费解了。《副书》类传这一特点，明显是受《皇明书》影响所致。《皇明书》列传全为类传，凡十七目，亦有划分细、术语偏的特点。其中文学、笃行、货殖、外戚四目，直接为《副书》所采纳，惟《皇明书》类传全为人传，没有民族传，这点是不同的。
从以上对《副书》体例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副书》虽有因公私所修纪传史所定体例之处，但却能对它们进行改造，从而使之整齐划一，为我所用。朱彝尊称《副书》"较诸野史，颇纯正"，此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副书》有浓厚的劝惩思想。明人作史，重类传之作。这是因为，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明人特别强调"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38）"而类传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标目寓劝惩"，这正符合史家表达劝惩思想的需要。吴士奇《副书》立循良、笃行、殊行、艺苑、医卜、烈女、取节、义子、外戚九传，即表达其"劝"亦即立名教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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