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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忠]乡村叙事与田野工作的滋味(2)


        二、生活碎片拼接的村落历史
    我们搜集的老照片、老物件、老文书,承载了一个又一个家庭故事和村庄故事;我们抢救的口述资料,呈现的是个人的生命史与村民的集体记忆。我们采访了长期居住在村中的老人、不同时期流动出村的年轻人,以及为村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地方干部。他们看似平淡的讲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灵冲击。
    无论是武爱雄(1925年生)“为枣卷卷顶神神”的顽童故事,还是“后村孩子王”武国柱(1933年生)的娃娃琐忆;无论是“借个毛驴儿娶媳妇”的武子周(1947年生),还是讲“红枣就是我命根子”的武买保(1955年生),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那些记忆,不仅展现了陕北的地域风情,也张扬了叶与根的情义。
    泥河沟村地处黄河中段晋陕峡谷西岸,属于沿黄土石山区,生态脆弱,旱涝灾害频繁。因此,在村民零散的生活片段中,对自然的敬畏、对灾害的记忆是最为核心的主题。一辈又一辈人拦河筑坝,一代又一代人守护滩地枣林。在这些应对灾害的生存智慧里,是与枣树同步成长的青葱岁月,是被黄河推走的青春时光。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那些村民不堪回首的往事总会不召自来,走40里山路去通镇背粮的艰辛历历在目,移民山西、内蒙古的窘迫犹在心头。1976年发生黄河船难,21条生命的离去更是村民最痛楚的记忆。当然,恩威并济的大自然带给他们的,也有言说不尽的欢乐与幸福。诸多能工巧匠的文化创造,使窑洞、河坝、漫水桥等工程成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使湾、塌、坡、峁、梁成为可以驻足欣赏的人文景观。
    在这些村庄事件的叙述中,石匠武子勤(1933年生)、艄公武占都(1940年生)、铁匠武耀增(1953年生)、主持修缮村庙的武岳林(1944年生)、两度当选村书记的武世峰(1946年生),他们的人生起伏是不同时代村落生活的投射。
    在这组老人群像中,王春英(1943年生)是唯一的女性。她18岁嫁到泥河沟,像养孩子一样栽种、呵护着枣树。这份特殊的情感使她与这块土地、与黄河、与拦河堤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从母亲的视角讲述了集体化时期白天出工修田背石、晚上回家织布缝衣的生活状态,贯穿其中的是人与枣树、人与土地、人与大河的复杂情感。
    
    村民肖像
    除了这些生活在村里的老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因读书、招工、当兵而走出村庄的人离乡虽久,却思乡心切。改革开放后,游走于城乡之间的“60后”、“70后”和“80后”,有读大学出村的,有在外打拼的,也有回村创业的。他们的人生际遇代表了一代乡村青年对生活的梦想。
    他们的讲述里有孩童时期在村中玩耍的真情,有生活困难时期的苦中作乐。追忆时,这些都已转换成他们对村庄的拳拳深情。这些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论路途有多远,不论时间有多久,他们的生命都与家乡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项采录口述资料的工作,让我们获得了昔日重来的惊喜。在村内老人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和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他们曾饱受黄河之苦,也曾享用水运之便。如今,码头已不见踪影,艄公已走下船头,但与大河相关的苦乐往事却总是呼之即来。那些贯穿村庄的水利工程、那座护佑枣林的拦河大坝、那条背扛返销粮的陡峭山路,都与汗水和泪水共同刻录在乡村记忆中。
    正是通过这样的采访,有关“文革”时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老愚公战斗队、红色娘子军队的记忆被唤醒,村中那段激情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而对那些漂泊在外却心系家乡之年轻人的访谈,则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跃出农门”的强烈愿望和栖居城市的生存困境。他们创业打工的经历,是30多年来农民群像的缩影。因此,他们的人生起伏不再是一个村庄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民共同的生命历程。
    翻阅这些口述记录,小规模的社群生活、重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会鲜活再现。当然,口述史的价值远非如此。在一段段独白中,他们看到了自己和家庭、村落之间的联系,在村老人理解了年轻人走出村落的艰辛,打工在外的年轻人理解了河滩上每一棵枣树、堤坝上每一块石头对于父母的意义。正是这种倾情的讲述,让年轻人思乡心切,让老年人想儿盼归。
    
    河神庙
    在这个古老的村落里,我们可以与千年枣树朝夕相伴,却难以揣度它们所经历的世事沧桑。而今,在它们默无声息的凝注下,我们问询泥河沟的历史,记录村落的当下形态,其深层的意义在于不让我们的子孙丧失与祖先对话的能力。
    尽管社会变化太快,好像只能徒留“转身的忧叹”,但是透过村民的生活叙事,我们可以直接触摸陕北的村落民俗文化。在多人讲述的村史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与黄河、与黄土地联系在一起。
    从拜师学艺当石匠到拉船运输做艄公,从修田筑坝到“奶菜”“浮河”,从龙王庙、河神庙的重修到枣神菩萨的供奉,都展现了沿黄民众的生计方式和生活形态。尤其是正月初三至初五的打醮仪式、三月十二的佛堂寺庙会,这些传统仪式每年的如期“复活”,创造了历史与现实、心灵与身体相互融合的文化氛围。
    这种不断被激活的集体记忆,表面上看是村民在回忆过往生活,但其实质是村民以文化记忆应对现实处境的生存智慧。打醮转九曲、唱戏敬神神等传统仪式的复归,不是让我们重返过去,也不是让我们在传统文化中获得心灵的慰藉,而是通过重塑村庄的集体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碰撞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实感。这也是乡村文化传承不息的内在动力。
    
    打醮转九曲
    在这个村庄凋敝、生活记忆不断被删除的时代,老年人无力言及农耕经验,尽管其中蕴含着当地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环境意识,年轻人迫于生计无暇顾及乡村,甚至为了生存而有些失魂落魄。
    那么,如何促发乡村的改变?如何让农民重新发现乡村之美,进而激发他们对家乡的归属与认同?最为根本的前提就是乡村文化的复育。我们以民众参与的方式,与村民共同找寻历史,让没有自信的老人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他们有了守望的热情。
    与此同时,我们这份力量的注入,也让那些背井离乡去打工的年轻人有了回望的心念。无论是老人的守望,还是年轻人的回望,正是这份怀旧和乡愁,不断地唤醒他们热爱故乡的情愫,支撑着他们营造一个诗意栖居的精神故乡。
    就此而言,碎片化却熔铸了生命体验的村落历史,不仅承载了柴米油盐中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也让我们看到古老村落里潜存的生机,看到了乡土社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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