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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田野斗牛记——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是非与前瞻


    每一次有关“田野作业”的讨论,似乎都与“民俗学”或者“民间文学”的学科危机捆绑在一起,21世纪概不例外。与以往不同的是,20世纪的学者们异口同声强调的是如何走向田野深入田野并使田野工作更加科学,在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今天,却有人调转方向,一边喊着“告别田野”,一边嚷嚷“回归文本”,于是,阵营分化,大家就同一问题的关心由“探讨”变而为“论争”。有学者形象地把这场论争称作“斗牛”。
    “斗牛”活动主要是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同人网站上展开的,但话题的酝酿却早在2002年的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期间就开始了。当时筹组“青年论坛”的七位会员聚在京城某茶馆商议“论坛”年会主题,陈建宪、刘晓春、施爱东三人都对当前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原则提出质疑,正如陈建宪所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开始转向民俗学,向田野作业倾斜,由于从对象到方法皆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强势学科重合,无形中消解了民间文学的特点,被边缘化乃至于涵化,最后终于在国家学科分类中吊销了户口。民间文学研究重心从文本到田野转移的成败得失,是民间文学界当前亟待反思的问题之一。”
    7月16日,陈建宪在大会分组讨论时率先公开发言,认为今天的民间文学研究已经走上歧路,我们将民间文学的本体搞错了,将民间文学在生活中的展演而不是民间文学本身看作本体,在研究方法上随之出现偏差,即过于重视田野作业,鄙视文本研究。陈建宪在会上提出“回归文本”的口号,当时就遭到一些资深会员的反对。
    很快,施爱东就在“青年论坛”抛出了题为“民间文学:告别田野”的网贴,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田野作业“实践论”的质疑,认为“一,田野作业是部分课题的必要条件,不是所有课题的必要条件。二,田野作业永远不可能是学术研究的充分条件。”不久,正式发表《告别田野——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策略与方法的反思》,大意为:“田野是研究的手段,不是研究的目的;不要继续搞‘田野’拜物教,我们积累的文本已经足以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主体;理论主要来自文本,而不是田野,田野只是检验来自文本的理论的;我们的文本已经自成天地,告别田野也无妨。”(高丙中归纳)
    施爱东在提交“论坛”年会论文时,将题目修正为《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该文“前后讲了两个问题。其一:搜集整理的目的——学术的、政治的和文学的;其二,搜集整理的方式——没有理论假设的田野作业(普查)和有理论假设的田野作业。这两个问题又是套在一起的。文章的结论是:目前的工作重心不应再是材料的搜集整理,而应放在研究上,即使需要田野作业,也应是服务于研究的田野作业,而不应仅仅是服务于搜集整理的田野作业。”(吕微归纳)
    陈建宪提交的《走向田野,回归文本》则以神话学作为讨论平台,试图从学理的角度辨析“田野”与“文本”的关系,并借以明确民间文学传承本体:“神话以生活形态和书面文本两种方式存在和传承,田野作业与文本分析是神话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田野作业的特点是具体、直观和感性,关注的焦点常常是神话的语境而非作品本身;文本研究的长处是对神话作品进行共时、历时的比较,便于形式分析与抽象思维。文本是神话传承的本体,语境是神话文本的实现途径。目前中国神话学处于规范术语、范畴和创建科学体系阶段,应当更加重视对神话文本的研究。”作者着重强调“神话文本较之传承语境在本体论层面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是传承活动的对象与内核,有如接力赛中传递的接力棒。”
    两人的论点在会上引发了激烈讨论,论争涉及许多话题:
    1、   田野是什么。
    刘宗迪认为,“田野,对一个学者来说,至少有两个意思,其一,作为研究对象的田野,其二,作为家园的、人生和理解的依托的田野。当我们(施爱东)说田野可以告别时,我们指的大概是第一义上的田野,一个学者完全有理由自己决定是不是把田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就第二义的田野而言,任谁也是无法告别的,作为家园的田野,是我们理解自我和世界的基础,它是我们栖身于其中、在背后支撑我们的东西(传统),此种意义上的田野,你想告别也告别不了。”
    吕微、高丙中等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高丙中认为,田野不是地方,是人(群)。到田野不是去找东西,是去与人交流,商量。通过田野,自己的见解在产出前多一个协商的机制,就可能少一些独断。通过田野,研究者的解释、理解就有机会与当事者、知情人交流解释的预案,印证理解的初衷。能够到田野,还是尽量去田野的好,这一步的省略会增大论说的风险。陈连山概括为“田野是我们理解文本的基本语境。”
    施爱东则明确反对“田野是我们的生活本身”的观点,相反,提出了“田野是理论的实验场”的观点。认为研究工作应尽量避免感情的介入,田野应该是理论建设过程中反复取证的场所,因此它是实验场。正如科学实验,改变条件,就可以改变结果。民间文学的演述语境,一样能归纳出若干典型类型,当史诗演述的语境改变时,演述的方式和结果就可能改变,特定的语境下可能有特定的演述方式,其中有客观规律可循。
    刘宗迪、陈泳超等人认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区别,田野作业难以等同于科学实验,对“实验场”观点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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