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19 作者提供 施爱东 参加讨论
在内容方面，征集者几乎不排斥民间流行的一切韵文作品。1918年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还有所顾虑，要求应征作品是“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到1922年《歌谣》创刊的时候，在周作人的建议下，将之改为“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后来，周作人还专属一文《猥亵的歌谣》，特别说明“猥亵的分子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在研究者还是一样的珍重的，所以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我们预备把这些稀贵的资料另行辑录起来，以供学者的研究”。[11] 与北大时期的浪漫派诸氏征集歌谣为文学的目的不同，顾颉刚的迫切则更多的是站在历史资料的保存这一角度来看待搜集活动的，他说：“新式学校多了，小孩子都唱学校的歌了。生计压迫日甚，壮年的人也无心唱歌了。所以现在不搜集，数十年之后即有完全失传的危险。”[12]顾颉刚的这种“历史记录”的主张很为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所贯彻。 魏应麒的《福州歌谣甲集》，[13]不仅书名模仿顾的《吴歌甲集》，即是记录方式也相似，附了较大篇幅的相关历史、风俗的注解，可说是当时歌谣搜集整理工作的一个范例。如，他在第157首《天灵灵》下详细注明：“闽俗小儿遇有惊痫时，其母每作此种压胜。其法，在临水陈太后（神名，民众尤其是妇女极信奉之）像前，量米一杯，用布包之，频频摇动，唱是歌。少顷，开布视米，觉有低浅乃添米使满，复包复摇，复开复添，复唱，终至杯中米紧满，添无可添时始止，谓此时‘惊’已被陈太后‘收’矣。”以我们今天的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整理要求来看，魏应麒的这种整理方式整理出来的材料可能是最方便被使用的。 《歌谣》时期对搜集整理的讨论，基本上限于口头韵文作品，对口头散文作品记录方式的探讨，大约是在钟敬文手上展开的。 钟敬文认为：“记录民间文艺，以能保全本来面目为最上法。但如此，非用方言不可，而用方言记录民间故事，此刻在生长于说国语的区域之人，当然无甚问题。可是在我们方言很特别的闽广人，就觉得有点为难了。不但许多语言不容易于记录出来，就是记了出来，看的人，也不见得容易懂与有兴趣去读。所以除了韵文，只好用国语来叙述，但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应该写得明白简当点。”[14] 钟敬文还强调了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在搜集整理中的操作体现，他在批评《闽南故事集》时指出：“集中蔡家凤所述的一则贪食书塾先生的故事，那便是‘个人偶然的故事’，非经过了多数民众的修改和认识的‘真正民间故事’”。[15] 钟敬文是个很实在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粗疏与不足，他自言在翻译整理《狼僮情歌》时，对于原文中不能明白的地方“就只好应用自己底想像去填补了。自然，这是不能完全符合愿意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什吗更好的办法呢？……算了吧，我们原是村户人家，就让女儿们这样蓬头赤足地去见世面吧。”[16]这虽是在表白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反过来看，把它看作是对整理标准的一种理解也未尝不可。 1928年6月，钟敬文《民间文艺丛话》出版，书中附了黄诏年对钟敬文辑录客音情歌时不记地名，不分类，不命题目的缺点的批评，这些批评都为钟敬文所接受。但是，后来罗香林的一篇《读钟著民间文艺丛话》[17]又对黄诏年提出反批评，并由此引发了《民俗》周刊少有的一场围绕搜集整理标准问题而展开的论争，论争的问题围绕三个方面：①搜集作品是否应标明搜集地点？②作品整理是否应该分类？③搜集的作品是否应该标一题目？ 因为民俗学阵营中没有同道中人互相批评的传统，被罗文批评的黄诏年读到罗文后反应激烈，驳文语辞过激，致使钟敬文为了维护团结，在回应的时候不敢明确表态，罗香林后来也撰文表示不与黄诏年争论，一场本该深入的论争也就不了了之。虽然最后没人为此作结，但读者还是可以从双方不断陈述的理由中加深自己对搜集整理原则的理解。 由于学术条件的限制，学科的创建者们把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放在资料的准备是有其历史考虑的，因为在这种民间文化研究的开拓时期，“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18]搜集工作既是主要工作，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就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重心。 与此同时，1928年，辛树帜、杨成志以其科学的实践精神展开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活动，这些活动，被当作是中国民族学者科学田野作业的开端。但是，无论是从调查主体自己的认识来看，还是从其实际成果的特征来看，都更有理由认为这些活动是人类学、民族学或民俗学的，与狭义的民间文学关系不大（相关问题，作者将另文论述）。而对口承文本的搜集整理问题，以当时的工作实践来看，一时也找不出更多的话题。 1933年，容肇祖离开中大以后，学科内部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也只能中止。1936年，杨成志复办《民俗》季刊，直接以西方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式介入民俗学，对民俗学进行了人类学化的全面改造，田野作业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人类学实践所取代，民间文学处于弱势状态，搜集整理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了纸上谈兵的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