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魁立]民间叙事的形态研究——历史、视角与方法简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37 中国民俗学网 刘魁立 参加讨论
编者按： 2015年1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刘魁立研究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学生们带来了一场有关民间叙事形态研究的讲座。 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就已多次谈到文学叙事的形态问题。在民间文学领域，从阿尔奈提出“类型”肇始，汤普森通过文本形态的比较归纳出“母题”，直到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才正式给予它以专门深入研究和特殊的地位。普罗普对叙事结构的深刻揭示开启了结构主义思潮，对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中国文艺理论界，形态学长期被认为是带有负面意义的形式主义，相关研究迟滞不前，即便在民间文学领域，所得成果亦颇有限，这与中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的实际存在很不协调。过于注重历时研究、意义解读而搁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民间叙事认知陷入瓶颈。民间文学因为多数情况下较为短小、简单和程式化，故非常适合进行形态学的研究，从形态中发现口头叙事区别于作家书写的本质性规律。形态学实际的理论成绩及其历史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形态学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功。 刘魁立研究员作为国内学界形态研究的倡导者，在本次演讲中阐述了故事学的研究历史、形态学方法与共时视角的应用，并结合本人的研究实践，引导学生拓展对理论、视角与方法的认识，探索多样的研究路径。以下第一篇是主讲人的发言整理稿，第二篇则记录当场问答和12月3日同学们在主讲人缺席情况下的自主讨论。（北京大学陈泳超） 摘要：在对民间叙事的研究历程中，共时和历时的分解是研究路向的一次重要转变。然而这两种视角经常被混为一谈，其间的联系却未得到充分关注。历时研究必然仅限于某一具体对象，无法将其所含的全部成分和关联都予以说明，而共时研究则能抛开时间概念，在更宽广的范围内集中所有对象。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不相容的。阿尔奈的类型、汤普森的母题和普罗普的功能均是在共时视角下进行的形态研究，开辟了认识故事的新方法、新路径，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形态；共时；类型；普罗普；民间叙事 作者：刘魁立，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邮编：100732 笔者将从以下四方面展开关于民间叙事形态研究的讨论： 第一，关于比较。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最早、最基础的方法。 第二，回顾民间故事的研究历程，认识该领域代表性学者及其成就。 第三，在故事的研究历程中，共时和历时的分解是研究路向的一次重要转变，这和语言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过去对时间的概念仿佛只有“历时”这一种理解，时间有顺序，这很简单，从一个端点到另外一个端点。而后来的研究者思辨地换了一种办法处理时间，即共时研究。这两方面都在语言学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就。另外，在大约1910—1920年期间的俄国，建筑、音乐、造型艺术、文学乃至哲学等一切领域中出现了形式主义派别，其中和我们直接有关的部分叫作民间文学或民间文化的形态学。 最后，简单谈谈关于民间叙事的类型学、形态研究的一个示例。 一、比较：人类认识、辨别和说明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 比较一事看似简单，实际上我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定义和表述都离不开比较，任何一句话都是在比较中呈现的，也许我们自己也没有察觉。给自己和任何事物下定义，必然是通过比较。比较是人类认识、辨别、定义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人类莫名其妙很早就使用了。“昨天打了一只大老虎”，就是比平常打的老虎要大；“昨天做的事情难极了”，当然还是比较。不过，这些都是隐含的。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特别讲到，比较有三种。以上是最普遍、最世俗的，此外还有进入科学领域的、更高层次的、专门作为一种方法论性质的，此处不再展开。 为何要先提到比较？因为下面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开始，没有比较，所有的研究都变得无能为力，它是基础方法。 二、民间故事研究历程的巡礼 在民间文学领域，通过比较或其他方式，大家最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几乎所有研究民间故事、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不管他从事哪一方面的专门研究，无一例外不能绕过一个题目：为什么大家都唱同一首歌？都讲同一个故事？即民间文化不断重复的特点。这种雷同性是所有人都感到奇怪的现象。我们有时会觉得千人一面，何以千人一面呢？大家都是这样的，所有的猪都是那样的，所有的蛇又都是那样的，而蛇、猪和人在生物界中完全是不同类别。生物界的分类学很清楚，但是民间故事可以随便讲，中国人、外国人却为何都讲同一个故事？甚至宗教领域也是如此，洪水滔天，人类再造，印度、两河流域和其他地方都是这样，为什么？许多贤人志士就此进行过讨论。 最初的研究应从格林兄弟谈起。1812年前后，他们出版了《儿童和家庭故事集》，即《格林童话集》。这仅是个标志，实际上当时有一批人专门研究语言。格林兄弟写过德意志语言学、语法方面的书，他们提出关于语言来源的问题：语言何以有亲属关系？他们努力要把语言的亲属关系理清楚，不断地梳理语言谱系：为什么这个语言和那个语言非常亲近？而另外一种语言又和它非常遥远？有些地方似乎可以听得明白，而有些地方完全像天书，到底语言之间是何种关系？当然，关于语言的分歧有各种说法，如《圣经》中的巴别塔等。后来神话学派的学者们钻研语言谱系，逐渐把相关语系、语族、语支做了井然有序的处理，处理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海盗时期，英国人、日耳曼人，犯罪以后被送到冰岛，在当地成为一个独立社会，相对较为封闭。二三百年之后再去观察他们的语言，两相对比之下，其与原先语言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而欧洲大陆的语言变化则非常明显。语言的谱系研究首先是从日耳曼语系开始，然后逐渐扩大到整个印欧语系。 在此期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梵文的发现。梵语经典的出现成为一把钥匙，学者们开始对较早语言和梵语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由此才有印欧语系的发现。很多基本词汇、词根都相同，那么这些语言可能在一定时期有某种关系。研究者不满足于厘清一个谱系，而是希望努力回溯，用历史比较法构建所谓“原始共同语”，它是最早的、构拟性的语言。如果我们是子孙，那祖先什么样？假设有五百位孔氏家族的后裔，三百年前他们的先祖可能是一百位，两千年前可能仅十位，他们是什么样？或许当时的学者认为构拟“原始共同语”极具意义，但实际上意义并不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学之外，从事民间文化、故事、神话研究的学者就想，既然有“原始共同语”，为何不尝试寻找“原始共同神话”呢？于是他们就开始建构。这大概是故事研究中最早的一派，我们称之为“神话学派”。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为何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故事都是雷同的，并认为雷同性是由民族或文化的同源性所决定，那么，民间故事的雷同就起于原始共同神话。这批学者的文章在故纸堆里还有一两篇值得一读，其中之一是金泽译的麦克斯·缪勒的《比较神话学》。其他在中国就没有翻译了，我们很难知道他们如何开展工作。 随着孔德等实证主义逐渐抬头，有些学者认为，与其追随上述缥缈的观点，不如干脆做些实证。于是有一位法国学者本菲，他将印度的《五卷书》进行分析，论证《五卷书》里的所有故事在全世界的流布途径。这个故事在印度有，看看中国有没有？德国有没有？这样他就做出了《五卷书》在世界流行的非常详尽的说明。最终的结论是，故事的雷同性是各民族、各地域之间相互进行文化交流和影响的结果。如丝绸之路、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其他各种战争、文化交流等，只要有人走动，文化就跟着迁移，进而产生影响，彼此借鉴、模仿。以本菲为代表的这一派被称为“流传学派”。 学者就是要不断追求真理，不满足于前人给我们的既成结论，这才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动力。后来又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一起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一源发生。按此说来，只有一个民族有创造才能——比如印度，别人都是邯郸学步，缺乏创造的智慧。从格林到本菲，弱点主要在于他们的思想背后隐藏着一源发生的观念。一源发生是不是文化发生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泰勒提出另外一种方法。泰勒家里还算殷实，但他幼年得了肺病，就到中美洲墨西哥去治病。他对古物感兴趣，年轻时志向范围也比较广，后来结识了一位富有的银行家，两人交往中，银行家就资助他搜集骨头、石头、瓦片等古董。在玩的过程中，泰勒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与下面要谈的共时和历时有关。他搜集了许多各时期的石器，然而他的分类既不依照出土年代，也不根据制作的年代，而是按它标志的文化发展水平。假设他挖掘到一柄石斧，非常粗糙，如果用碳十四化验，仅仅是五百年前制成的；还有一柄两千年前的玉斧，漂亮极了，他就一定要把两千年前的玉斧置于五百年的石斧之后。这就打乱了历时的方法。泰勒对于后世的共时和历时研究提出了一个窍门，表明了一种态度：不以绝对年代来断定事物，因为各民族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泰勒一派认为相似的社会环境是可以创造相似文化的，他们以人类学观点分析文化现象，所以被称为“人类学派”。 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荣格则对文化的雷同性有不同认识。笔者在20世纪50年代看过一部“十月革命”后不久出版的回忆录，里面提到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的第一个病例。一位瑞士的年轻姑娘，懂法文、德文，文化水平相当高。她每天守护病危的父亲，突然有一日她自己病倒了，口不能言，身体亦无反应，可是并未检查出疾病，别人不知道怎么办，就把她交给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每天使用各种办法，像拿给她一张照片，或放一部投影，去唤醒她的反应。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他居然设想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她的病是由于强烈的抑制将所有的兴奋机制全部控制住，使其不再活动了。他们做了一个假设，比如父亲在弥留中，她已几宿没睡、极度疲惫的情况下，朦胧中会将电灯灯绳的影子当作一条蛇，自己被它缠住，然后整个人就处于抑制状态。弗洛伊德不断通过各种方法来模拟原来的场景，告诉她“那是假的，你不要相信那是蛇缠你，只不过是个影子罢了”。从此以后他就开始进行心理分析，走得越来越远，直至进入哲学领域，并发展出一套术语，包括力比多、恋母情结等，将它们提升到社会学、哲学高度，对文学也有一定影响。荣格虽然和他老师的关系不太融洽，但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心理会生发出共有的想法，包括道德理念等心理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