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告别田野——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策略与方法的反思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4:11:36 作者提供 施爱东 参加讨论
西方人类、考古以及语言诸学科fieldwork的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民俗学界，至今译法尚未统一，大致可分为田野作业、田野工作、田野调查、田野考察、野外考察、实地考察等几种译法。此后，田野作业被民俗学界当作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反复提倡，许多学者甚至把民俗学学科水平相对低下的原因也归结为田野作业数量和质量的不足。种种言说，把田野作业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无上的高度。 事实上，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学科历史就会发现，民俗学的学术进程相对缓慢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摆正田野作业的从属性位置，我们没能与时俱进地认清我们目前所具备的条件和不足。 75年前为搜集整理而引发的一场论争 1928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创办民俗学会，同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大量的民俗学丛书，在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一出版行为却遭到了顾的同盟军傅斯年的指责，顾颉刚在1928年8月20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到，民俗学小丛书才“出到一、二册时，孟真就说这本无聊，那本浅薄”，“在印书上，孟真和我的主张不同。孟真以为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结果。我以为这句话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1]。 顾颉刚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一层意思：“凡是一说到学问，大家就责望它有系统，这本是不错的。但系统何自来呢？它能像天书一般的掉下来吗？既没有现成的系统可用，于是不得不努力研究，在事事物物的各个体中去寻出它们的关系和因果，列成一个系统。但是事事物物在哪里呢？它们也不会说来就来的，有待于我们努力搜集。所以在研究学问上，搜集材料是第一步，整理材料，求出其系统是第二步。这虽说是两步，其实距离远得很，经没有材料到材料完备不知道要费多少力，从粗疏的系统到精密的系统也不知道要费多少力。一般人徒见结果的可羡而忘却创业的艰难，只想一脚跨上天，天下哪里有这种便宜事！”[2] 他在1973年还回忆此事说：“傅（斯年）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籍，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15年之交谊臻于破减。”[3] 顾先生自有他的倔强处，道理也说得很透彻。但傅斯年的指责也不是全无道理，大学毕竟是个研究机构，不是出版机构也不是宣传机构，大学的职责是研究而非宣传。中山大学民俗丛书，影响虽大，学术含量却良莠不齐。张清水称“民俗丛书，虽然不尽好，但总算已尽了提倡之责。”[4]算是公允之论。《民俗》周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刘万章在192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在过去的一年中，民间文艺，民俗，所收到的材料，利害地说，除凤毛麟角般的些微研究文字之外，大部分都是各地的歌谣和传说！”[5]傅斯年出任中大文科学长，早就看出了这些问题，对此提出批评也是应该的。 由于学术条件的限制，顾颉刚把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放在资料的准备是有其历史考虑的，因为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6]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材料以及材料的被使用 时过境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学术条件早已不是75年前的顾颉刚所能想象，借用钟敬文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在我国各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保存着大量未公开发表的资料，这些内部资料大都是忠实于原貌的”，“我们已经建立了其大无比的人民艺术宝库”，钟先生一再强调当时存在的问题已经是“研究工作赶不上收集工作。收集多，研究少。”[7] 资料搜集工作至“三套集成”时期，更加规模化了。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牵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动员了上百万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展开了“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全国各级文化部门在这次普查中已经结集出版的成果即已超过万卷。小到冀中平原一个281户的农庄，就已编辑出版了200万字的《耿村民间故事集》。个人的搜集成果也极为可观，仅笔者手头一份《薛汕待出版遗著目录》称，薛汕个人编辑的《中华民族歌谣大系》一项，即达300万字。 堆积如山的资料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这些材料的被使用情况却乏善可陈，各大高校图书馆的民间文学资料本大都尘封日久。一方面是既有资料的无人问津，一方面我们还在不断呼吁“要发展我国的民俗学事业，必得加强田野作业，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8]有关田野作业方法与重要性认识的著述同样汗牛充栋。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强调材料的不够用，更高级一点的理由是：资料虽多，但是科学、可靠的资料不多，因而无法有效使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直被我们看作商业行为而非科学行为的林兰的近40集传说故事集却成了艾伯华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通编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主要参考资料。同样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陆续出版，在国内“没有人去认真研究它们，倒是中国台湾和外国的学者如获至宝”，[9]台湾“中国口传文学学会”每俟大陆出版一批故事集成，他们相应就推出一部该集成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当然，我们可以很不以为然地认为这只是故事学、叙事学研究的初步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层工作都还没有展开的话，后续的研究离开我们就更加的遥远了。 (责任编辑：admin) |